尽管有块尖石做保障，但我丝毫不敢怠慢，J.C.直着身子，一边紧紧抓住绳子，鞋底终于落到了岩壁上。他开始这样攀爬，唯一支撑他的只有那根磨损绳子的张力，我很快将绳子拴在了自己身上，不希望那根绳子继续在石头上磨损。那是一根上好的马尼拉绳，也是理查所能找到的最贵的绳子，但这根救生索仅有半英寸粗。
接着，他终于翻身上了那块峭壁，重重地落在草地上。
我卷起绳子，仔细检查。
“该死的理查。”J.C.喘着粗气，用法语骂道。
我点点头。尽管我的法语水平不济，但这句骂人的话我还是听得懂。我恨恨地表示同意。
让-克洛德将他身上的最后一圈绳子松开，走到边缘，拿起理查的烟斗。“在这样的鬼地方留下烟斗真是太愚蠢了。”他用英语说道。接着，他将那个该死的东西放在扣着纽扣的大衬衣口袋里，这样就不会掉出来了。
“我们准备用绳子降落吗？”我问。
“杰克，给我三分钟，让我好好欣赏上面的景色。”他说。我从他说话的语气中看出，这会儿，他早已筋疲力尽了。
“好主意。”我说，于是，我们将脚垂在峭壁上，在软软的草地上坐了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我们背靠着被太阳晒得暖暖的弯曲尖石，等会儿，我们打算用它做下降的锚点。
从离地面将近250英尺高的这块岩壁上看到的景色美不胜收，像极了从纽约25层高的摩天大楼的大窗户里看到的景色。我发现还有几块更高、更薄的峭壁，对于登山者来说也更具挑战性。这会儿，我百无聊赖地想，不知乔治?马洛里、哈罗德?波特、齐格弗里德?赫福德和理查?戴维斯?迪肯是否也爬上过那些峭壁，我是说马洛里和理查于1909年从剑桥毕业后到1914年参加战争的那几年。
至于我，也就是今年夏天登上了威尔士的峭壁，也许这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了。挺有意思的，但下次就免了。
活着的感觉真好。
欣赏完景色后，让-克洛德的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我们将绳子牢牢地绑好用来下降。对了，我们用的绳子也就是刚才用来拉J.C.的那根，现在将其绑在岩石上作为保护绳看起来还行。不过，我还在背包里留出了一根绳子，以防万一。
用绳子下降的过程很好玩，下降80英尺后，我们在光滑的岩壁上晃荡。事实上，我们的脚还能点在上面，做钟摆式运动。后来，让-克洛德终于抓住那条垂直裂缝的边缘，这才没有晃荡了。不一会儿，他将脚嵌入裂缝中，找到一个十分安全的足点，接着还找到了我们先前攀爬时发现的崎岖峭壁，也就是位于垂直裂缝中的那个可靠平台，不一会儿，我也跟他一样荡了上去。
J.C.为两根绳子的保护点打了一个精巧的结，这么长的下落距离，要是绳子卡住没办法解开就麻烦了，从这里的裂缝到最后一段下降的距离，我们需要一根160英尺的绳子，期间还要两次分出80英尺来。
“拉左边的绳子。”我和让-克洛德齐声喊道。要是拉错了绳子，J.C.那个漂亮的结就会卡在我们系好的吊索里，到时候就麻烦了。
我检查了绳子的末端，将绳子扭转的部分绕直了，还将之前系在绳子末端的安全结解开了。接着，我们两人互相提醒后，同时拉下左边的绳子，我试了试绳子，看是否牢固。接下来，绳子开始轻松地往下落去，我又大声喊道：“注意绳子！”这是我的老习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很有必要，绳子下降的距离有80英尺，即便登山者站在一个位置绝佳的狭窄平台上，也可能被绳子拉下来。
就在我大声喊“注意绳子”的时候，我们一边先将第一根绳子拉出来，卷好。接着，我们依葫芦画瓢，将第二根绳子也拉下来。
绳子并没有卡住，也没有碎石掉落。我们取回了第二根绳子，卷起来。J.C.开始将两股绳子用夏蒙尼向导特有的打结方法打了一个完美的结。
五分钟后，我们收起长绳，落到地上，我们让到一边，让那堆绳子落在地上，接着，我们又将绳子上的灰尘和松果抖落。
按理说，我们应该立即检查绳子，将其卷起来，但我们没有这么做，而是朝理查仍在睡觉的大石头走去。
岂有此理，我以为我们艰难的攀爬，横切攀登的时候他一直都在看着我。
我不客气地用那双已经磨损不堪的运动鞋踢了踢他的膝盖，将他唤醒。
理查取下帽子，睁开眼睛。
我愤怒地说：“你不是要告诉我……妈的……这事跟攀登珠峰有关系吧？”
“是啊。”理查说，“前提是你把烟斗取下来。”
让-克洛德没有笑，从口袋里拿出烟斗。这个烟斗在我们下降的过程中没有裂成两半我还真觉得有点儿遗憾。
理查将烟斗放进那件夹克的胸前口袋里，站起来，抬头看着岩壁。我们三个人全都抬头看着那上面。
“1919年，我跟乔治?马洛里一起上去过。”他说，“我整整五年时间没有爬过山，战争就耗去了四年，战争结束后，我还找了一年的工作。”
我和让-克洛德满脸不悦，等着他继续说。我们可不想听什么老套的英雄故事，登山的探险故事。现在，我们的心思全都在珠峰上，想要爬雪山、冰川、冰隙、冰墙、光滑的石板、大风呼啸的山脊、大北壁，我们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马洛里在上面勘探完，用绳子降落后，还将烟斗放在了那个草坪山脊上。”理查说，“当时攀爬的只有我、马洛里和露丝，露丝不想爬到顶端。马洛里在左边的草皮山脊上发现悬壁上有一道凹痕，那也是在没有岩钉、绳梯和所有现代化悬挂工具的情况下，唯一可以上去的悬壁。”
“我上去了。但从那道裂缝到草皮山脊，然后再次往上翻到悬壁上将我的精力都耗尽了。后来，我们用绳子绑在一起，但你们刚才也发现了，那个保护点根本不顶用。我和马洛里只得从同一块岩石上横切过去。”
“这事除了告诉我们乔治?马洛里是一个攀岩好手外，跟攀登珠峰有什么关系？”我的声音仍然透着愠怒。
“我们从后面爬下来后，然后绕到这里，拿好装备准备回去了。”理查说，一边回头看了看峭壁，“马洛里告诉我和他妻子，说他将烟斗忘在那个草皮山脊上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还有个备用的烟斗，也可以给他买个新的时，马洛里已经再次爬上那道裂缝，就是你设置保护点的地方，克洛德，然后他又独自从光滑的岩石横穿过来。”
我简直不敢想象。我像是看到一只黑色的大蜘蛛正匆匆穿过岩壁。他居然是一个人？还没有设置保护点，而且也没有别的帮助？即使在1919年，这种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独自攀岩行动也被会被人诟病为粗鲁、炫耀之举，为马洛里所属的皇家地理协会登山俱乐部所不齿。
“接着，他拿起那卷他之前爬山时用的60英尺长绳，横穿了崖壁，然后用那根绳索降落下来。”理查继续说，“马洛里拿回了烟斗，他的妻子露丝异常愤怒，生气地责怪他不仅上到了那个悬壁，他又独自完成了整段攀岩。”
我和J.C.安静地等着。我们今天的行为肯定有个合理的解释。
“马洛里和欧文遇难那日，他们于早上9点离开了26，800英尺高的六号营地。开始的时候，他们攀爬的速度很慢。”理查说，“你们两个都看过珠峰的照片和地图，但只有在呼啸的大风和刺骨的寒冷中上到那个山脊，你们才会真正明白。”
我和让-克洛德继续听着。
“你们一旦上到东北山脊，”理查说，“如果上面的风没将你们吹下来，那情形就如同攀爬被冰雪覆盖、往下倾斜的陡峭石板登上山顶。不过第三台阶的情况又全然不同。”
我和让-克洛德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在珠峰的山脊地图上见过那三个台阶，但在地图和远距离拍摄的照片上，那里跟普通的台阶差不多，并非真正的障碍。
“第一台阶在北壁下面一点，从下面可以轻松绕过去，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就可以再次登上那个山脊。”理查说，“至于第三台阶，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那里的情况。但第二台阶……我曾上去过。第二台阶……”
理查的表情很是奇怪，像是很痛苦似的，他好像正在讲述一战发生的恐怖经历。
“第二台阶没办法绕过去。那里就像无畏号战舰灰色的船头，旋云飞转，飞雪扑面。马洛里和欧文就登上过第二台阶，现在，我们三个人必须不借助任何工具攀爬上去，那里高约28，300英尺，在那上面每迈一步都会让你喘上两分钟。”
“我的朋友，东北山脊上的第二台阶，也就是那个像极了战舰的船头和前部灰色的船体堪称我们登顶的拦路虎，那里高约100英尺，比你们今天爬去取烟斗的山脊要低得多，但这段距离十分陡峭，处处都是危险、易碎的岩石。大风来临之前，我发现唯一可以登上第二台阶的路线是一条十五六英尺高的垂直小道，就在我们自由攀爬路线的上方，这条小道上还有三条宽宽的裂缝，一直通到第二台阶的顶端。当然这是我在登山伙伴诺顿生病之前看到的，我们就是因为他病了才被迫下山的。”
“如果刚才你们还登上了那个通往山顶的悬壁，你们刚才的攀岩可被认定为非常艰难级[23]。从技术上而言，登上超过28，000英尺高的第二台阶，已经超过了登山俱乐部的非常艰难级。记住，即便带着重重的吸氧装置，你在那么高的地方，甚至更高的地方每待一秒钟，身心都会受不了。在这样的高度下，甚至没办法爬上岩壁。山脊上还有更高的第三台阶等着我们，那才是真正的拦路虎，先得登上顶峰下面那块金字塔雪坡，然后才能挑战几乎不可能战胜的第三台阶。”
让-克洛德没有说话，只是久久地盯着理查。
J.C.终于说话了：“所以，你才想看看我们，确切地说是想看看杰克能不能完成刚才与之类似的自由攀登，然后像拎包一样把我拎起[24]。他做到了，可我还是不明白。难道刚才的行为就让你觉得我们能在超过28，000英尺高的地方攀登？”
理查露出了热情的微笑。“至少我相信我们去到那里不算是自寻死路了。”他说，“我相信我能征服第二台阶。现在，我觉得杰克上到那里也没问题了，当然，你也没问题，让-克洛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登顶珠峰，除了马洛里和欧文冻僵的尸体外，我们不知道第二台阶上面的情况。当然，他们的尸体也有可能在第二台阶的底端，但这意味着，我们至少可以放手一搏。”
我将最后一根绳子卷起来，搭在肩膀和帆布背包上，想着这一切，尽管我刚才很愤怒，但我已经原谅理查莫名其妙让我们去拿烟斗的举动了。马洛里跟着理查爬过之后，还不借助任何工具独自上去了呢——这事儿多刺激呀！因为据理查所言，马洛里擅长利用绳索下降法进行侦察。
我们往停在远处的车走去，登山结束后，我们还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感觉内心像是在飞翔一般。我的心，我的灵魂，或者说我们内心深处的某样东西，在快乐地飞行，在我们头顶翱翔。
我们三个即将去攀登珠峰了。
不管是否能找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我们三个将用攀登阿尔卑斯山的方式，登顶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理查觉得我们能登上第二台阶垂直岩壁上那个“无畏战舰”的船头。至少，我没问题。
那一刻起，我内心像是燃烧着一团烈火，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那团火一直都在燃烧。
我们马上要去攀登那座该死的山了。现在，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我们三个将登上世界之巅。
6
至高领袖，圣名不容玷污。
我在欧洲待的那一年里，从没踏足德国，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和瑞士登山。不过我们倒是在瑞士碰到了不少来自德国的登山者：有些德国人很友好，有些则不。我第一次见到让-克洛德和理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望着艾格尔峰北壁，一致认为凭借当今的登山技巧和技术，压根儿就不可能登上这一面山壁，当时附近有五个非常紧张、非常严肃而且非常不友好的德国人在高谈阔论，仿佛他们真的要去攀登艾格尔峰的北壁。当然啦，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就连山周围的冰隙都过不去，估计在那道斜坡上爬100英尺左右就该放弃他们大胆的探索了。
为了准备我们的德国之旅，我和理查先回了法国，他必须去那里结束一些金融业务，后经由瑞士去了苏黎世，又向北到了边界地区，从那里换乘火车，因为那时候德国火车的铁路轨距与周边国家的并不相同。这当然是德国的邻国所采取的军事防御措施，即便恺撒大帝从前的土地早已因为《凡尔赛和约》而变得毫无危害了。虽然我们坐在火车包厢里（这还要多谢布罗姆利夫人的开支），可理查还是小声告诉我，现在的魏玛共和政府就是一个相当无能的左翼辩论学会。
随后，在那天早晨，我们到了慕尼黑。
那天下起了雨，低沉的乌云快速向西飘去，而我们的火车则向东行驶。1924年11月的德国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德国的村庄非常整洁，都装有飞檐，一些现代建筑挨着住宅、公共建筑，而这些住宅和公共建筑看上去像是从中世纪时就已经存在了。鹅卵石被雨水打湿了，反射着微弱的日光。有几个男人在村里的路上走着，他们的穿着打扮很像是种田的农夫或工厂里穿着吊带工装裤的工人。不过我还瞥见几个男人，穿着时髦的灰色双排扣西装，拿着皮质公文包。不过我透过火车车窗看到的每一个人，包括农民、工人和商人模样的人，看上去……都像背着包袱。仿佛德国的地心引力比英国、法国和瑞士的地心引力都要大。就连穿着西装的年轻男子打着被雨打湿的雨伞匆匆而行时看上去都有些弯腰驼背，微微佝偻着，头低着，眼睛抬也不抬，仿佛每个人都背负着无影无形的重担。
随后我们穿过了一片工业区，在那里，大量矿渣之间是一排排砖和煤渣砖盖成的又长又脏的建筑物。很多塔状建筑和工业烟囱喷出巨大的火舌，仿佛橙色聚光灯的灯光照射到了飘飞而过的雨云之上。在这里我连个人影都没看到，方圆好几英里内都是这些丑了吧唧的工业用整块石料，以及大量煤渣、矿渣、沙子和废弃物，这些东西在雨中快速从我的火车车窗前掠过。
“去年一月的时候，”理查说，“德国政府拖欠了给条约缔约方的赔款。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从1921年的75︰1跌到1923年初的7000︰1。德国政府请求协约国同意延期偿付赔款，至少要等到德国马克开始升值时再行赔付。协约国的答复是由法国给出的。前法国总理，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庞加莱派法军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和其他位于德国腹地的工业区。去年一月，这些军队来了，当时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是23︰1，然后一路跌到1800︰1，后来是160，000︰1，到了去年八月初，竟然跌到了1，000，000︰1。”
我试着去理解他的话。我一直很烦经济方面的事儿，从前了解到法军进入德国占领了这片工业区时，我当然没注意到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占领工业区这事儿会对德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到了去年十一月，”理查说着向我这边探了探身，用略高于耳语的声音说，“得用40亿德国马克才能换一美元。因为鲁尔法军在监视所有的工业生产、内河交通和钢铁出口，德国实际上是被一分为二了。在我们路过的每个工厂里，所有德国的工业工人其实都处于占领工业区的法军的武装警卫和监督之下，这些工人去年宣布罢工——而且，和鲁尔的工厂一样，在大多数这些工厂里，钢和其他产品的真正生产活动都已经停止，这是因为德国工人消极抵抗，总是搞破坏，甚至打起了游击战。法国人不停地抓人，把抓到的人驱逐出境，还把他们认为的怠工头头儿排成一行枪毙，可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老天。”我说。
理查冲着街上的男男女女点点头。“去年，那些人都明白，就算他们的银行户口里有百万马克，也不够买一磅面粉，或者几个烂胡萝卜。买几盎司糖或一磅肉根本就是奢望。”
他深吸一口气，指着雨水滑落的窗外我们正要进入的慕尼黑郊外。“杰克，那里的人都很泄气，而且民怨沸腾。去见西吉尔时可得加倍小心。虽然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依旧算是异类。不过很多人，并非所有人，一看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就讨厌，在慕尼黑，让-克洛德很可能人身安全堪忧。”
“我会小心的。”我说，甚至不肯定在这个奇怪、悲伤又愤怒的国家里，需要怎样“小心”，又要在多大程度上小心才行。
理查并没有提前订好宾馆。我们买了晚上10点回苏黎世的卧铺。我有点儿想不通这一点，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慕尼黑豪华酒店房间的费用算在布罗姆利夫人的预付款开支账户上。我知道，和让-克洛德不一样，理查既不恨德国，也不恨德国人——我还知道，自从一战爆发以来，他经常到这里来——所以，根本就不是因为焦虑或害怕，我们才会连个好觉都不睡，便如此急匆匆地今天晚上就离开这里。我感觉，就是因为要和那位登山者布鲁诺?西吉尔见面，所以理查才会陷入这种我不理解的忧心忡忡的状态。
西吉尔在一封简短的电报里说他同意和我们见面——就见一小会儿，因为他是个大忙人（他就是这么说的）——地点就在慕尼黑东南边一家名为贝格勃劳凯勒的啤酒馆里。见面时间定在晚上七点，我和理查还有时间把我们的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在车站头等车厢休息室的卫生间里稍稍梳洗一番，然后打着深色雨伞，在慕尼黑市中心一家商店也没有的奇怪街道上逛了一两个钟头，然后坐出租车去了市郊。
慕尼黑看上去十分老旧，称不上风景如画，一点儿吸引我的地方都没有。雨依旧很大，雨点砸在石板木瓦房顶上，一条条街道上既昏暗又阴冷，和任何一个波士顿的十一月夜晚毫无区别。自打我知道要来德国之后，我总觉着自己第一次真正接触德国，应该是在美丽的夏日暮光下，在菩提树下的大街上闲逛，街上还有数百位穿着考究又友好的德国人，向我说“Guten Abend（晚上好）”。
大雨倾盆而下，出租车车窗刮雨器徒劳地刮擦着玻璃上的水流，我们穿过河上的一座桥，桥很宽阔，却空无一人。几分钟之后，那位非常不客气的出租车司机用蹩脚的英语宣布我们到了——也就是紧邻罗森海马大街的海德豪森区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并且找我们要三倍车费。理查仿佛是在点数假钱似的点数了一大摞高面值德国马克，没反驳一句话，就付了车费。
啤酒馆的石拱入口非常巨大，Büerger（贝格），Br?u（勃劳）和Keller（凯勒）几个字自上而下排列，雕刻在一个拙劣的圆形雕花环中间，这个石雕花环是椭圆形，凹凸不平，底下是个石拱顶。雨水从陡峭的石板房顶上和溢满水的檐槽里流到石拱门上，再哗哗向下流淌。穿过拱门走到真正的大门，就好像是正在走进火车站而不是什么酒吧或餐馆。不过好在到了门厅之后总算不用淋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