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真正到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里面的时候，理查和我都惊讶得一步也迈不开了。
这里得有两三千人，大部分都是男人，坐在桌边用硕大的石杯大口喝着啤酒，这些石杯如此粗制，仿佛今天下午才在森林里开凿而成，而且这个地方简直巨大无比，充斥着回声，更像是个巨大的会堂，而不是我以前所见过的各类餐馆或酒吧。说话声，手风琴乐声——如果那不是有人在被严刑拷打时发出的叫喊声的话——向我袭来，真像是一股冲击波袭来一样。这里的气味是另一股冲击波：三千个只是胡乱洗洗或根本就没洗澡的德国人，从他们所穿的粗糙衣服来看，大多数都是工人，他们身上的气味混杂着浓浓的汗臭味就像惊涛巨浪一样朝我们涌来，其中夹杂的啤酒味是如此浓烈，以至于我真以为自己掉进了啤酒桶里。
“迪肯先生？来这边。这儿！”一个男人大喊着发出命令，而不是在请求。他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屋子中间一张拥挤不堪的桌边。
我猜站在那里的那个男人就是布鲁诺?西吉尔。他瞧着我们穿过这个喧闹的地方走近他身边，目光冰冷，一双蓝眼一眨不眨。欧洲人都知道，他是个很棒的登山者，按照那些登山运动杂志所说，此人极为擅长在从无人踏足的阿尔卑斯山山坡上找路。可在我看来，除了因为那件深褐色汗衫袖子卷起来而露在外面的一节结实的前臂，这人压根儿就不像个会登山的人。此人太过刻意地追求肌肉发达，太过上重下轻，太过矮壮结实，太过身材短粗。西吉尔的一头金发剪得很短，头顶上的头发扁平，就像硬毛刷一样，而两侧的头发则被剃得一点儿不剩。有很多块头更大的人和他一起坐在桌边，头发都修剪成差不多的样子。对于西吉尔来说，这个发型可不好看，因为这样正好显得他那对招风耳从花岗岩石块一样的脸孔两侧突出来。
“迪肯先生，”我们走向桌边时西吉尔说。这个德国人低沉的声音穿透了啤酒馆里嘈杂的说话声，仿如一把尖刀刺穿了柔软的肉。“欢迎到慕尼黑来，几位爱登山的朋友。通过《登山杂志》和其他途径，我可以说是久仰你的大名，知道你是很多山峰的首攀者。”
不出所料，布鲁诺?西吉尔的英语带着德国口音，不过在我这个不那么讲究的人听来，也算是流利，而且能听得懂。
我一早知道，理查也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就像随口说出法语、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可我还是很惊讶于他能够如此快速且有力地回答西吉尔——“多谢，西吉尔先生。对您的成就和壮举，我同样如雷贯耳[25]。”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坐火车返回的路上，理查把西吉尔和那些德国人所说的每句话以及理查的德语回答都翻译给我听了。现在我猜得没错，听了西吉尔的恭维，理查回答说他也久仰西吉尔在登山方面的成就和壮举。
“雅各布?佩里先生，”西吉尔一边说，一边和我握手，他的手紧握着我的手，力道非常大，嘎吱直响，我能感受到他的手上长着被岩石磨出的老茧，“波士顿佩里家的人。欢迎到慕尼黑来。”
波士顿佩里家的人？关于我的家庭，这个德国登山者到底知道什么？而且，不知何故，西吉尔用他那Y式德语发音说我的名字“Perry（佩里）”时听上去仿佛他是个犹太人。
西吉尔下穿一条皮短裤，上穿一件棕色汗衫，很像军装，袖子高高卷起，外套一件护胸。这间巨大的啤酒馆里人人都穿着皱巴巴的西装，混在这些人中间，他这身打扮本应该显得可笑才对，可他赤裸在外的大腿和手臂结实得很，皮肤被太阳晒得黢黑，那双超大号的手如罗丹雕塑一般，反而使他显得很有力量——几乎就像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向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去他对面的一张长凳那边——坐在那里的几个男人挪了挪，给我们腾出地方，这么做时他们仍然一口口地喝着啤酒——然后我和理查坐了下来，做好准备开始面谈。西吉尔冲一位男侍者挥挥手，要了啤酒。我简直太失望了。我本以为会有漂亮的小妞儿穿着乡村风格的低胸衬衫给客人端啤酒，可捧着摆有巨大石杯的托盘的全都是些穿着皮短裤的须眉男子。而且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距离我和理查在火车上吃的那顿简便午餐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可不管是这张桌面上，还是我们周围的桌面上，除了啤酒杯和德国男人毛茸茸的前臂，就空无一物了。显而易见，这里的用餐时间要么是已经过了，要么就是还没到，也有可能是这里除了啤酒什么都不卖。
一眨眼的工夫我们的啤酒就送上来了，我必须承认，我从前可没用冷冰冰的石头啤酒杯喝过味道甘醇、口感浓烈的德国啤酒。举了这东西三次之后，我总算开始理解为什么我们桌子这一侧的男人全都有发达的二头肌。
“先生们，”西吉尔说，“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坐在这张桌子上的几位朋友。唉，他们都对你们的语言不太在行，今晚别指望他们能说英语。”
“那他们能听得懂吗？”理查问。
西吉尔浅浅地笑了笑。“事实上不行。我左边第一位是乌尔里希?格拉夫先生。”
格拉夫先生是个瘦高个儿，留着浓密的黑胡子，很是滑稽可笑。我们冲彼此点头示意。依我看，我们这些人之间大抵不会再握手了。
“乌尔里希是他的贴身保镖，去年十一月，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挡在他身前，中了好几颗子弹，枪枪致命。可你们瞧，格拉夫先生恢复得挺不错。”
我听到西吉尔一直在强调“他他他”，简直奇怪极了，而且他的语气里几乎透着一股尊敬的意味，可对于他们谈论的那个人是谁，我根本不得要领。看上去西吉尔压根儿就不打算给我提示，而是继续介绍，我只好扭头看着理查，希望他能为我解惑。可理查正看着桌子对面西吉尔正在介绍的几个男人，并没有注意到我问询的目光。
“格拉夫先生左边是鲁道夫?赫斯先生，”西吉尔说，“赫斯先生在去年十一月的那次行动中负责指挥一队冲锋队。”
赫斯先生长得怪模怪样，有一双超大的耳朵，胡子拉碴——他这样的人如果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者和外人接触，可能得一天刮两到三次脸才能保持整洁——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两道浓眉很像动画片里的人物。在我观察他的时候，他要不就是因为惊讶一直扬着眉毛，要不就是皱着眉头。说实话，一看到赫斯，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曾在波士顿公共公园里见过的一个疯子，那疯子从附近的精神病院里逃了出来，然后在距离我不到30英尺远的地方，一点儿没有反抗便被三个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员抓住了。那疯子之前一直绕着湖边拖着脚径直朝我走来，仿佛他在执行一项只有他能完成的任务。看着赫斯，我就觉得毛骨悚然，这感觉和当初我看着那个疯子经过天鹅形游船式凉亭朝我走来时的感受一模一样。
对于“去年11月的行动”，我同样一点儿头绪也没有，不过听上去那好像是一次军事行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坐在这张桌子上的许多男人都穿着带有肩章的准军事棕色汗衫。
我从记忆中搜索关于1923年11月德国的新闻，可那个月我去了勃朗峰登山，现在根本想不起在我们为数不多几次住进瑞士旅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听过和看过相关的报道，而那里的广播和报纸大部分都是法语或德语。过去的一年就像是一段爬山假期，而我几乎彻底同外界脱节了，一直到我了解到马洛里与欧文在珠穆朗玛峰失踪的事儿，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而且不管去年十一月发生在慕尼黑的“行动”是什么，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照我推测，那行动不过是一次与政治有关的白痴行为罢了，恺撒大帝倒台之后，不成气候的魏玛共和国掌权，德国人在政治光谱的两边搞些小动作，所以才有了那次的行动。
不管这行动是什么，它都与我们跋山涉水来慕尼黑见布鲁诺?西吉尔的原因毫不相干。也与西吉尔正在介绍的身边这六个登山者的姓名更不相干。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卡尔?巴赫纳先生，除我之外，他是我们这群登山伙伴的另一位领队。”西吉尔说着掌心向上，指着我右边的那个大胡子男人，此人皮肤黝黑，脸部瘦削，神情严肃。
“真荣幸能见到您，巴赫纳先生，”理查说。随后他用德语把这话又说了一遍。巴赫纳轻轻点点头。
“巴赫纳先生，”布鲁诺?西吉尔接着说，“是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州很多顶级登山者的导师，这些人都是慕尼黑大学登山俱乐部的成员。”
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我到底有多少次盼着我的学校也能有一个像慕尼黑登山俱乐部这样的正式俱乐部？虽然有好几位教授也爱好登山，帮助组织我们到阿拉斯加州和洛杉矶脉探险，可哈佛大学登山俱乐部要到几年之后才告成立。
“巴赫纳先生还是刚刚成立的德国-奥地利登山协会领导人。”西吉尔说。
这句德语就连我都能听懂。我从登山杂志中得知，正是卡尔?巴赫纳倡议把德国和奥地利的登山俱乐部联合在一起。
西吉尔指了指巴赫纳旁边的两个年轻人。“我猜你们从杂志上已经了解到阿图尔?维曾巴赫最近攀登冰川的壮举了……”
比较靠近我们的那个人朝我们的方向点点头。
“……这位是他的登山拍档，尤金?洛温赫茨。”
我知道，这两位年轻人因为设计出了非常短的冰镐而名声大噪，那东西实际上就是冰锤，因此，在短冰镐、登山钉和冰锥（像理查这样爱登山的英国人则把使用这种方法登山的德国人戏称为“悬挂和重击派”）的帮助下，就可以非常快速地登上或许会令我们铩羽而归的冰壁，因为我们这些人在攀登冰壁时都是使用老式登山方式，在冰壁上开凿踏脚处。
“上个星期，阿图尔和尤金只用了十六个小时就沿着直线路线攀上了德朗峰北壁。”西吉尔说。
我太惊讶了，不由得吹了声口哨。仅用十六个小时就沿直线路线爬上了全欧洲最难攀爬的一座北壁？如果这是真的——德国人说起登山似乎从不曾吹牛——那么这两个坐在我右边喝啤酒的男人真可谓开创了登山历史的新时代。
理查噼里啪啦快速地说了一句德语，后来他把这句话翻译给我听：“两位先生，你们有没有把新型冰镐带在身边？”
阿图尔?维曾巴赫把手伸向桌下，拿出了两把短冰镐，它们的斧柄长度还不到我自己那把木柄冰镐的三分之一，斧刃则要尖利和弯曲得多。维曾巴赫把这两件革命性登山工具摆在他面前的桌上，却没有将它们递给我或理查，让我们近距离瞧一瞧。
这倒是无所谓。光是看着这两把短冰锤（这名字比较适合），我就能够想象，这两个人是怎么劈凿出踏脚处，一路上把长登山钉或新式德国冰锥凿进冰山里，以保自身安全，登上了冰雪覆盖的德朗峰北壁。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也用到了10爪冰爪——这东西是1908年由英国人奥斯卡?埃肯斯坦发明的，可英国登山者倒是很少用到。现在这些新一代巴伐利亚州冰山攀登者经常使用这种10爪冰爪，他们一路把这些冰爪和短冰镐凿进巨大的冰壁里向上爬。这不光是设计巧妙——简直就是技艺高超。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公平，如果这能有任何意义的话。
西吉尔介绍了最后三位登山者——一位是冈特?埃瑞克?里格勒，两年前，也就是1922年，他成功地改造了德国登山钉，使之适用于攀登冰川；一位是卡尔?施耐德，我在杂志上看到过这位年轻人的神奇经历；还有一位是约瑟夫?维恩，这位登山者的年纪比较大，出于某种原因，他把头发都剃光了，他在登山杂志上说他的目标是要带领苏联和德国联合登山队攀登列宁峰和苏联高加索地区其他不可能攀登的山峰。
理查用流利的德语表达了我和他见到这些伟大的巴伐利亚登山者所产生的荣幸之情。这六个受到夸奖的男人——算上布鲁诺?西吉尔正好是七个——根本没有任何反应，连眼睛都没眨巴一下。
理查又喝了一大口装在那种沉重啤酒杯里的啤酒，然后对布鲁诺?西吉尔说：“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正事儿了吗？”
“这可不是像你说的‘谈谈’而已，”西吉尔厉声说，他那巴伐利亚式的礼貌突然间彻底消失，“那是审讯，仿佛我身在英国的法庭里。”
听了他这话我目瞪口呆，可理查只是笑着说：“不要紧。如果我们是在英国的法庭里，那么我肯定戴着搞笑的白色假发，而你呢，肯定是在被告席上。”
西吉尔蹙着眉。“我只是一个证人，迪肯先生。只有被告——往往是有罪的人——才会在英国法庭的被告席中，不是吗？证人就坐在……坐哪儿呢？应该是法官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是不是？”
“是，”理查表示赞同，他依旧笑眯眯，“我说得不对，予以纠正。我们用德语说话，以便你所有的朋友都能听懂，可以吗？稍候我会翻译给杰克听。”
“不用了，”布鲁诺?西吉尔说，“我们说英语。你的柏林口音真叫我这听惯巴伐利亚口音的耳朵难受。”
“抱歉，”理查说。“不过我们都认为你是唯一一个看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和他的登山同伴科特?梅耶在雪崩中丧生的证人，不是吗？”
“迪肯先生，你到底是仗着什么权柄，在这里审讯……或者说是问询我？”
“一点儿权柄都没有，”理查平静地说，“我和杰克?佩里到慕尼黑来找你谈话，全是要帮布罗姆利夫人个人一个忙。她的儿子在登山时突然去世，她只想知道更多细节而已，这完全可以理解。”
“帮布罗姆利夫人一个忙，”西吉尔说，即便那浓重的德国口音也掩不住他声音里的挖苦意味，“依我看，帮了这个忙，肯定能得到一大笔钱。”
理查依旧保持微笑，等待着。
终于西吉尔砰地一摔他那空空如也的石头啤酒杯，招呼一旁恭候的服务员再来一杯，然后嘟囔着说：“关于那次事故，我早就把我所见到的一切细节都对德国《登山杂志》说了，还就此写了信给你们的皇家地理登山俱乐部杂志。”
“那只是一篇非常简短的报告。”理查说。
“那次雪崩是瞬间发生的，”西吉尔说道，“你参加过马洛里早前率领的两次珠峰探险，你见过雪崩吧？或者起码在阿尔卑斯山时也该见识过吧？”
理查点了两下头。
“那你就该知道，不管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这一秒他们还在那里，等到下一秒他们就消失了。”
“是的，”理查表示同意，“可很难了解清楚珀西瓦尔勋爵和那个叫梅耶的人到底在山上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到那里去？为什么你和你的六位德国朋友也在那里？你告诉《法兰克福日报》，当你在定日镇听说有一个奥地利人和一个英国人在西藏定日镇租了牦牛，买了登山装备，你们就改变了路线，还说你和你的朋友们纯属好奇，才会向南去调查一番……仅此而已。”
“我对报纸说的都是实话，”西吉尔说，语气有些不屑，“你和你的美国同伴不远万里来到慕尼黑，就是为了听我确认我所说过的话？”
“你从前的证词意义不大，或者说根本没有意义，”理查说，“如果你能帮助我们找到遗漏的事实，那么布罗姆利夫人，也就是小珀西瓦尔的母亲，将会非常感激。她心心念念想的就是这事。”
“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帮一位老太太了解更多……你们英国人怎么说来着？……关于她儿子之死的细节。”西吉尔说，那表情简直就是在冷笑。我真惊讶，理查居然一直都没发脾气。
“那位科特?梅耶是不是来自你的……哦……登山队？”理查问。
“不是！在定日镇的藏人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之前，我们从没听说过此人……那些藏人还说他和英国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骑马向东南方向的绒布寺去了。”
“这么说梅耶根本不是个登山者？”
西吉尔喝了一大口啤酒，打了个嗝，耸耸肩。“我们谁也没听说过科特?梅耶这个人。我们只从那些和他说过话的定日藏人口中听说过他的名字。坐在这张桌子上的人几乎认识每一个德国和奥地利的真正登山者。是不是，我的朋友们？”他的这个问题是在问他的德国同伴。他们点点头，几个人还连连称“是”，虽然刚才西吉尔才和我们说，他们都听不懂英语。
理查叹了口气。“你宁可让我问你各种问题，让你感觉像是在法庭里，西吉尔先生，你为什么就不能把你知道的事儿和盘托出呢，说说你们为什么会在通往珠穆朗玛峰的路上？你们看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和科特?梅耶在干什么？或许你们甚至还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的马会被枪杀。”
“等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他们的马已经死了，”西吉尔说，“如你所知，迪肯先生，一号营地是一片崎岖不平的冰川堆石地区。或许他们的马都摔断了腿。也可能是布罗姆利先生或梅耶先生发了疯，所以把马都打死了。谁知道呢？”这位德国登山者又耸耸肩。
“至于我们‘跟踪’布罗姆利和梅耶两人到绒布冰川去的原因，”西吉尔接着说，“让我来告诉你一些我没对任何人说过的秘密。我和我的六个朋友只是想去见见乔治?马洛里、诺顿上校和其他登山者，我们听说他们那年春天去登珠峰了。很显然，因为我们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所以一直没听说马洛里和欧文已经遇难，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探险队有没有抵达那座山。不过，当定日镇的藏人告诉我们，布罗姆利已经出发去了他们口中的珠穆朗玛峰，我们就打定主意，就像你们英国人和美国人常说的，‘为什么不呢？’于是，我们就去了东南方，而没有返回北方。”
不知什么原因，西吉尔的德语口音开始在我听来非常刺耳。
“当然了，”理查说，他的语气文质彬彬，却显得坚持不懈，“当你们看到诺顿和马洛里的大本营已经废弃，只剩下一些帐篷碎片和尚未吃过的废弃罐头，你肯定就明白，登山队已经离开了。那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着冰川向上攀登北坳和更高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看到两个人正从北部山脊下山，而且显然他们碰到麻烦了。”西吉尔厉声道。
“你们在大本营就能看到那两个人，那里距离珠穆朗玛峰可有12英里啊？”理查问，听他的语气，与其说他是在质问，倒不如说只是好奇罢了。
“不，不！发现死马之后我们就去了二号营地，而且认为我们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布罗姆利和那个叫梅耶的人可能碰上麻烦了。我们从马洛里的二号营地看到他们在山脊线上。我们用的是德国精密望远镜，蔡司望远镜，那可是世界上最棒的。”
理查点点头，认可这话属实。“这么说，你们一看到北坳下方1000英尺处废弃的马洛里三号营地，就搭建了你们自己的营地，然后爬上了北坳。你们有没有用到诺顿上校的探险队在那最后100英尺垂直冰壁上留下的绳梯？”
西吉尔手指一摇，否定了这个假设。“我们没有用到他们的梯子，也没有用固定绳索。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攀登冰川的冰镐和其他德国登山技术，才爬上了那面冰壁。”
“嘉密?赤仁说看到几个你们的人顺着桑迪?欧文的绳梯从北坳上下来。”理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