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都点点头。我突然莫名地想哭，还觉得十分内疚。当然也很兴奋。
“要是珀西还活着。”布罗姆利夫人说，这会儿，她站得更直了，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我希望你能把他带回我身边。”
她再没有说话，转身从图书馆墙面的那扇暗门中离开了房间。
我们花了好几秒钟才意识到主人算是送客了，理查也兑现了之前答应我们的承诺，资助三个（现在还加了一个“会计”）习惯阿尔卑斯登山方式的登山者去攀登珠峰。如果我们找到可怜的珀西的尸体，更好，要是没找到，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或许会被我们征服。
听到一声轻轻的咳嗽后，我们转头发现老管家哈里森正站在远端的门附近，准备领着我们回到走廊，然后经过那个大图书馆，再经过更多的走廊，来到天堂室、门厅，七拐八弯地回到前门，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
搭乘马车前往庄园出口的路似乎遥遥无期。那个长着海象胡须的马车司机本森一路无言，我们坐在马车上也没有说话，但心潮澎湃。
本森将我们带到用白色碎石铺就的司机专用停车场，那里除了我们停靠在树荫下的双座马车外再无别的车辆，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没有说话。
让-克洛德突然跑向碎石停车场那边修剪过的大草坪，高声叫喊，连着翻了四个跟斗。这一刻，我和理查开心得像白痴一样冲对方大笑不已。
但我们开车往前行驶时，虽然开心，虽然对这段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探险之旅满怀期待，但一个念头却不时从我脑海里冒出来。在世界上最漂亮的9400英亩土地中央，永久地停留着一颗破碎受伤的心。
我们能给她带去些许安宁吗？这是我们“共谋”这个计划以来，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我意识到，我们刚开始讨论这个“难以置信的珠峰探险三人行计划”时，首先应该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能给布罗姆利夫人带去些许安宁吗？
在英国这样一个美丽的夏日午后，我们在户外开着车，长长的影子掠过田野和空旷的公路，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登上珠峰，找到珀西?布罗姆利的尸体，从那座死亡之山带些什么东西回来，什么东西都行，然后……然后怎样？仍旧不能治愈布罗姆利夫人那颗破碎的心，因为她就要失去八年前被英国人的芥子气炸弹荼害的大儿子，而她的小儿子也永远迷失在了珠峰，也许布罗姆利勋爵在珠峰突如其来的死亡的真相能带给她慰藉。
也许吧。
开着车一路前行的时候理查一直在笑，坐在副驾驶座的让-克洛德也在笑，他的头歪向一边，像一只迎着风的狗，我决定加入他们，咧嘴笑起来。
我们根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危险。
3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我们或许也能找到马洛里或者欧文的尸体……或者他们两个的尸体。
1924年的夏末和秋天，人们为马洛里和欧文举行了很多追悼会，但最重要的追悼会可能是在10月17日于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那次追悼会仅限受邀人员参加，而我们三个人中也只有理查受邀出席了。后来关于葬礼的事他很少在我们面前提及，但伦敦的报纸到处刊登着切斯特大主教的悼词。而大主教最后还引用了圣经中大卫王的悼词：“乔治?马洛里和安德鲁?欧文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
让-克洛德第二天指出，要真是这样的话，若其中一人在上山或者下山的时候先掉下去，那他们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里肯定是分开的，事实上还真有可能是这样。
主教马洛里和欧文的悼词里只稍微提到了布罗姆利勋爵和科特?梅耶的死：“我们还须缅怀那个月在山里死亡的其他人。”那年夏天或秋天，布罗姆利夫人并没有为儿子举行追悼会。（也许是因为她仍然相信儿子仍在珠峰绒布冰川下的某个地方活着，真的相信我们三个能在他失踪一年后救下他）布罗姆利夫人催促理查，让他在1924年秋天开始探险，希望他能在冬天开展珠峰“营救”计划，但他很确定地告诉她，冬季，喜马拉雅山以及通往那里的路都没办法过去，也没办法攀登。布罗姆利夫人尽管无比伤心——精神也极不稳定，但她在内心深处终于相信1925年春天和夏天的任务顶多算是搜索，而非救援。
10月17日那天晚上，他们还为马洛里和欧文举行了集会，尽管人特别多，集会者不得不租用了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但理查想办法让我和J.C.参加了。皇家地理学会及其下属机构登山俱乐部举行的会议“旨在接收1924年珠峰探险报告”。与会者大多为登山者，还有不少记者，他们表现出了极为高涨的热情。
这次集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阅读摄影师兼登山家的诺尔?奥德尔的报告。许多人相信，马洛里在试图攀登最后一座山峰的时候，应该是奥德尔而不是年轻的安德鲁?欧文跟他在一起。奥德尔的报告中说，他曾在高地营地中心急如焚地等待两位失踪的登山者，他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是在四、五号营地之间，当时云层稍微散开了。不过，奥德尔似乎也搞糊涂了，他不知是看到“两个黑色点”在东北山脊的第一台阶上方的雪地里移动，还是在第二台阶，甚至可能在更小的第三台阶和“金字塔式的雪地上”移动，此处离山峰已经很近了。
“因此留下的疑问是，”奥德尔在报告中说，“珠峰被征服了吗？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并没有直接证据。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考虑到他们最后被人发现时所在的位置，我相信，马洛里和欧文真的有可能登上了珠峰。不过，我只能推测到这一步了。”
听到这话，那些英国最出色的登山者开始窃窃私语。许多人，甚至包括曾经跟马洛里和欧文一起探险的队友都不相信两人登顶的证据。即便奥德尔看到的情况是真实的，即便马洛里和欧文爬上了凶险的第二台阶，那时天色已晚，他们不大可能成功登上珠峰，可能不得不趁着夜色下山，那个时候，他们的氧气瓶不是空了，估计也用得差不多了。所以，这天晚上，大部分在阿尔伯特音乐厅聚会的世界级登山者都认为，马洛里和欧文爬得太高，又加上天色已晚，便打算趁着夜色下山，应该远没有接近顶峰，后来，两人在月黑风冷，超过27，000英尺高的北壁摔死了，在28，000英尺高的地方，大气中含氧量极低，根本无法呼吸。
但是，我记得奥德尔在报告的最后认为，马洛里和欧文是被冻死的，此话一出，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
对于这两个民族英雄，这两个即将成为英国传奇的人来说，“冻死”可不体面，但那些认识马洛里的外国登山者，以及那些跟马洛里一起登山的人——在这样一个十月中旬的晚上，他们对所谓的爱国热情并不感兴趣——他们也不相信马洛里，甚至桑迪?欧文会傻到被活活冻死。会议结束后，我们听到大部分登山者讨论，他们猜测，那天傍晚日落之前，两人开始从顶峰或他们所在的高处下山，天色渐暗，狂风怒吼，他们在北壁避风时，其中一人——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欧文——摔倒，牵连另一人失去平衡，两人一同掉入万丈深渊。
就连1924年这次致命探险的正式领队，爱德华?“泰迪”?诺顿也在大本营写道：“奥德尔在他的报告中说两人是被活活冻死的，这让我深感遗憾。”他又在珠峰委员会强调，“我们剩下这些人都认为失足跌落的可能性很大。”
十月的那个晚上，登山俱乐部聚会结束后，我们步行回到了酒店，让-克洛德问了理查，“你觉得马洛里和欧文到达山顶了吗，理查？”
“我不知道。”理查嘴里叼着烟斗说，我们匆匆赶路，烟叶的芳香弥漫在冰冷、潮湿的空气中。
“你真觉得他们是被冻死的吗？”J.C.仍不甘心，“要么就是摔死的？”
理查拿开嘴中的烟斗，看着我们。在角落路灯的光亮中，他灰色的眸子闪着光芒。“不管是公共报道也好，还是《阿尔卑斯山期刊》根据奥德尔等人提供的情况刊登的报道也好，根据这些去判断他们是怎么遇难的，或是在哪里遇难的，显然不够。我们三个必须去跟诺顿、约翰?诺尔、奥德尔、萨默维尔医生，以及去年三月份跟我一同参加那次探险的朋友谈谈。然后我们再去德国，也就是慕尼黑，跟那个登山家布鲁诺?西吉尔谈谈，他说尽管他在珠峰海拔较低的地方，但他所处的位置足够高，亲眼目睹了雪崩将布罗姆利勋爵和那个神秘的德国人梅耶卷走了。你们意下如何？”
我和让-克洛德默默地对视。我从J.C.的眼神里看出来了，他绝不会跟我和理查去德国。他的三个兄弟死在德国人手里，他很久以前就发过誓，绝不会踏入德国一步。
“我知道，克洛德。”J.C.还没开口，理查便说，“我理解。下个月，也就是十一月，我和杰克去慕尼黑，到时候再将西吉尔所述的布罗姆利爵士和德国挑夫梅耶遇难一事告诉你，要是他提到了马洛里和欧文失踪的详细情况，我们会一并告诉你。不过，你得在伦敦多待一段时间，跟我们一起去见诺顿等人。”
“要是这个叫西吉尔的家伙什么都不知道呢？”我近乎悲观地说，“要是我们下个月的慕尼黑之行完全是浪费时间，要是我们无法获悉马洛里和欧文失踪事件的最新情况，或者更惨的是，无法了解布罗姆利的情况怎么办？这才是跟我们这次任务休戚相关的。”
“这样，”理查笑着说，眼神似乎充满渴望，“那我们就明年三月去珠峰，亲自找出他们到底出什么事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我们或许也能找到马洛里或者欧文的尸体……或者他们两个的尸体。珠峰干燥的风会让尸体风干、变成木乃伊，可比古埃及的大祭司的本事强多了。”
4
那两匹藏马被爆头了。
那年十月，在马洛里和欧文正式的追悼会结束后，我们拜访了1924年珠峰探险队的成员爱德华?F.诺顿上校，医务官R.W.G.辛斯顿，霍华德?T.萨默维尔医生，约翰?B.诺尔上尉，以及诺尔?E.奥德尔，后面三个人是理查的好友。登山队的这些前领导人和成员将参加皇家地理协会在肯辛顿?戈尔一号街举行的登山俱乐部会议，我们被安排到星期六下午在地图室跟他们见面。
“我希望他们能在入口处留下口讯。”我说，这不，我们从肯辛顿花园对面的出租车下来，黄昏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艾尔伯特音乐厅的大圆顶赫然耸立在皇家地理协会的砖砌建筑上。日落时分，林荫大道对面树木林林总总，圆顶反射的光让十月的树叶像是着火一般。”
“我是会员。”理查说，“去地图室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和J.C.互相看了一眼。
除了院子外墙壁龛上放有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顿的半身像外，根本无从得知这栋爬满藤蔓的建筑是地理学者和探险家的大本营。
进入里面，有人接过我们的帽子和外套，一个穿着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满头银发的老人说：“迪肯先生，欢迎回来。好久没在这里见到尊驾了。”
“谢谢，詹姆斯。”理查说，“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诺顿上校等人已经在地图室等我们了。”
“是的，先生。会议刚刚结束几分钟，五个人正在地图室里面的娱乐室等你。要我陪你去吗，先生？”
“我们自己去就可以了，谢谢你，詹姆斯。”宽宽的走廊地板上刷着亮漆，还摆放着玻璃橱，我真想像在教堂里那样小声说话，但理查说话的声调就跟在外面一样。
地图室很漂亮，夹楼里堆了不少皮封书，长桌子上的地图摆放在木制的楔形展柜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估摸着一名杂技演员能踩在地球仪上一路滚到肯辛顿大道，但我并没有被那个大地球仪吸引。主室的一侧是一栋1875年的建筑，玄关上装有许多窗户，一个点着的壁炉镶嵌在墙里。我们走近时，辛斯顿、诺尔、诺顿、萨默维尔和奥德尔朝我们走了过来，理查介绍了我和J.C.，我们三个坐在面对壁炉成拱形排列的最后几张皮椅上。夕阳透过我们背后的窗户射了进来，发出柔和的金光。
理查介绍以及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本人，但能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的各种探险的照片都有出版。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留着户外运动员特有的大胡子——或者至少也是留着奔放的络腮胡，而现在，他们都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除了萨默维尔先生和辛斯顿医生等人，他们的胡须也修剪得十分整齐），要是我跟他们在街上擦身而过，我估计没办法认出他们。
爱德华?菲利克斯“泰迪”?诺顿上校个子奇高，我身高为6英尺2英寸，他至少比我高一两英寸，我发现他身上的一切，比如沉静自如的做派、冷峻的眼神，将他军人习惯发号施令的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理查德?辛斯顿医生三十七岁，身材颀长，他并非登山者（在1924年的探险中，他既是医生，也是一名博物学家），但我知道他也曾去过北坳的四号营地，照顾患上雪盲的诺顿和其他身体有恙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医生曾在法国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东非服役，在枪林弹雨中表现得十分英勇，获得过军功十字勋章。辛斯顿也许不是登山者，但我十分敬重他。
理查向我介绍了西奥多?霍华德?萨默维尔，这位叫霍华德的也是位医生，还曾是位传教士，但他的体格健壮得像搬运工。理查告诉我们，自从1922年珠峰探险以来，萨默维尔从来没真正返回过英国，自那时候起，他就一直在印度南部的尼约尔担任传教医生。萨默维尔现在待在伦敦只是为了参加马洛里和欧文的悼念活动，以及这次登山俱乐部和皇家地理协会举行的会议和宴会。
萨默维尔长相英俊，即使没有他在西藏拍的照片上蓄的浓黑胡须，他卷曲的头发、晒得黝黑的脸，富有表现力的黑色眉毛，以及他脸上突然出现的灿烂笑容，都让他看起来有些放荡不羁，但其实他并不是这种人。理查几乎从来没提及他的战争经历，但去年我们在阿尔卑斯一座山峰露营时，他跟我们说过萨默维尔是他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在手术帐篷里救助伤兵时，变成了虔诚的和平主义者。那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早上，当时只有他和另外四名医生，却有数千名伤兵等着救援，有许多人都是致命伤，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理查说萨默维尔曾跟他说，帐篷外面鲜血淋漓的担架和雨披上还躺着好几百个人，每个人都知道哪怕耽搁一分一秒的治疗都有可能让他们送命，但没有一个伤兵要求优先治疗。一个人也没有。
我握着萨默维尔的手，他的手长满老茧，对一名外科医生来说略显粗糙，看着他清澈的双眸，我总觉得这样的经历会让任何躁动的灵魂瞬间变得安宁。理查还告诉我们，萨默维尔虽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并不教条。“基督教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来不会真正受到审判。”萨默维尔曾经跟理查这样说，那是1922年的一次探险中，他们待在一个两人帐篷里，帐篷则搭建在一个白雪皑皑的高隘口上。
约翰?诺尔上尉是个瘦子，脸上布满皱纹，眼眶深陷，眼神焦虑不已。也许原因在于此：在1924年的探险中，诺尔拿出8000英镑，承担那次探险的全部费用，以此换取所有的胶卷和照片，他们甚至还带了特别设计的照相机和电影摄像机，上到北坳那么高的地方，拍摄登顶者的远景，不过前提是马洛里和欧文得登上珠峰。去年春天，他甚至带了一个用作暗房的帐篷到珠峰大本营，还付钱请了不少人携带洗出来的照片从珠峰跑到大吉岭，然后将照片邮寄给伦敦的大报纸。现在，他正在发行他最主要的电影《珠峰史诗》，但因为马洛里和欧文最后的行踪几乎都被云层遮住了——至少他们在北坳的行踪没被发现，人们在私下里说诺尔上尉对影片的结尾很不满意。除非诺尔的电影能在英美两国引起轰动，否则这个可怜的人那8000英镑基本上算是打水漂了。
我看着奥德尔，觉得他完全有理由在1924年这样一个秋天的晚上心神不宁。
约翰?诺尔上尉是最后一个收到乔治?马洛里信笺的，但我们今天晚上问候的最后一个人，既是地质学家，又是登山者，理查的这位特殊朋友，诺尔?奥德尔将永远是最后一个见过马洛里和欧文活着的人。
马洛里和欧文试图从六号营地危险的帐篷撤回的前一天晚上，奥德尔曾经孤身一身待在五号营地。他一个人前往六号营地的那天本来最适合登顶。那天晚上12点50分，奥德尔在26，000英尺的高度爬上了一个100英尺高的峭壁。那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马洛尔和欧文在靠近最后一个金字塔底下的山脊上。”
马洛里和欧文追悼会刚刚结束没几天，登山俱乐部会议人满为患，里面传出的消息令整个英国哗然，很多登山者，甚至包括同一个探险队的同伴都质疑奥德尔“亲眼目睹”之事。马洛里和欧文真会如奥德尔所述那样，他们会在下午12点50分就登上了所谓的“第三台阶”，把身影留在珠峰顶上白雪皑皑的三角岩上吗？这是有可能的，但似乎很值得怀疑。即使他们带了氧气瓶，这样的登山速度也令人瞠目。不可能，有人争辩道，奥德尔肯定只是看到他们在第二台阶攀登。绝无可能，另外一些离着珠峰十万八千里的专家也说，那时天色尚早，马洛里和欧文只可能在第一台阶，奥德尔肯定搞错了，尽管他有照片和地形图为证，说明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被山脊和山体挡住视线，看不到第一台阶。但是，当时云仅仅散开了一分钟，他只能瞥见两个影子正在爬山，视线很快变得模糊了，当然，前提是那两个影子是人的话（但很多登山家都认为那只是雪地上的两块石头而已）。
我们全都坐了下来，另外一名打着白色领带，穿着燕尾服的侍应依照我们的吩咐，拿来了威士忌，这时，诺顿上校打破了沉默。
“见到你真高兴，理查。真是抱歉，我们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之后登山俱乐部正式的晚宴就要开始了。既然你是皇家地理协会的会员，以前还是探险队成员，我们给你找个房间自然也没问题……”
理查挥手示意不必了。“我今天都没穿正装来，泰迪，而且也不合适。我就不参加了，我和我的朋友只是想问你们几个问题，问完就走。”
我们的酒水很快呈了上来，纯的威士忌，琥珀色，在雪莉酒桶里盛放了十八年之久。喝下去的时候感觉暖暖的。我的手没有哆嗦，但我总觉得会把持不住似的。我还意识到，我将来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跟一群令人敬仰的世界级登山家共处一室，这可能正是我紧张的原因。我并不害怕去攀登珠峰，但站在这群世界闻名的登山家面前，想到他们也有此雄心却未完成宿命，我不由得感到恐惧。
“应该是关于马洛里和欧文的事吧？”诺顿对理查说，我觉得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冷漠。过去四个月以来，他们这些人被多少次问过有关“两位英雄”失踪的事？
“不是的。”理查说，“今年夏天，我拜访了布罗姆利夫人，答应她尽我所能帮她找到失踪的儿子。”
“你是说年轻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电影制作人诺尔说，“我们怎么帮她？布罗姆利又没跟我们在一起，这你知道的，理查。”
“我好像记得他是从大吉岭出发的，跟你一起到了绒布。”理查抿了一口威士忌，那张犀利的脸被我旁边的炉火照得轮廓分明。
“他没跟我们在一起，理查。”霍华德?萨默维尔说，“他在我们后面，就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坐着一匹藏马，带着一头驮着装备的骡子。一直落后我们一两天。后来，他追上了我们，还看了我们的营地……对吧，约翰？”他问电影制作人诺尔，“好像来过三次吧？”
“我记得是两次。”诺尔说，“第一次是在康巴镇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睡了三晚。最后一次是在协格尔镇，后来我们往南朝绒布寺和绒布冰川去了。我们在协格尔镇待了两晚。小布罗姆利好像在每个地方露宿都不会超过一晚。他有一个简易的温伯尔帐篷，是那种更小、更轻便的帐篷。”
“他不会走在你们前头吧？”让-克洛德说，他正美美地喝着威士忌，“我是说，你们会在一个地方待了好几个晚上，而布罗姆利却只会露营一个晚上……”
“呵呵，”辛斯顿医生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不是这样的……布罗姆利好像还往岔路走了。比如，我们在江嘎镇待了两晚后，他往南沿年楚河走了一段距离，可能是想在低处的山峰上欣赏一下珠峰的风景吧。总之，等我们到达协格尔镇的时候，他又落在了我们后面。”
“最奇怪的是，”诺顿上校说，“无论小布罗姆利勋爵什么时候来营地里看望我们，他都会带上自己的食物和饮料。我们想要款待他，可他根本不买账，其实我们的食物很充足，后来还剩好多罐装食品，就那么扔那儿了。”
“这样看来他带去的补给品挺多的？”理查问道。
“如果周末去林肯郡露营倒是够了。”约翰?诺尔说，“要是单枪匹马闯西藏的话，肯定不够。”
“没有正式批准，他怎么能单独前往那里呢？”我脱口问道，感到脸都红了，就跟我肚子里的威士忌一样烫。我今晚本来不打算说话的。
“问得好，佩里先生，”诺顿上校说，“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卫兵会检查我们的文件，所以，我们觉得布罗姆利勋爵肯定拿到了正式的批准文件，也许是通过孟加拉政府拿到的。布罗姆利在大吉岭附近的茶园，现在属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了，他们跟藏人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且跟孟加拉和锡金的管事的人也一直挺要好。”
“我骑马去过布罗姆利勋爵的营地一两次，”诺尔?奥德尔说，“当时探险才刚刚开始，就在我们翻过加里普山隘口进入西藏后不久。小珀西瓦尔看起来挺喜欢独处，对我的来访不温不火，但等到我坐在他的火边时，他看起来又相当友好。我很担心他的健康，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得了痢疾，开始出现高原反应——但布罗姆利的情况却非常好。每次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都很好，精神劲儿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