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五十个小时过去了，即使一直不肯放弃希望的诺尔?奥德尔也放弃了，将两个睡袋成“T”型放置，以便让低营地上带有望远镜的人看到。这个信号是他们之前约定好的，意指无须继续搜寻了，两名登山者永远失踪了。
我终于放下报纸。风势渐大，不停地吹打着它。下午，蓝色的天空已不见那只乌鸦的踪影，下午的天色正逐渐变暗。
我摇摇头，感觉我那两个朋友身上强烈的感情，但对其内心真实、复杂的想法并无所知。“后面的情况大抵相同。”我沙哑地说。
理查终于挪动了身子。他将冰冷的烟斗放在那件花呢夹克的胸袋里。“他们说还有两个人遇难了。”他轻轻地说。
“什么？”
“第一段就写到了登山队还有两名队员遇难。可到底是哪两个，又是怎样遇难的？”
“哦。”我笨手笨脚地摊开报纸，手指从头挪到尾，指到最后一段。文章写的不是马洛里就是欧文。但我终于在最后找到了另外两人的信息。在这儿呢。文章说：根据德国探险者布鲁诺?西吉尔的说法，登山队的大部分人都离开了珠峰的大本营，身负为德国人攀登珠峰执行侦察任务的西吉尔看到了三十二岁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此人是莱斯特第五任侯爵的兄弟，还有另外一名德国登山者——西吉尔认出他是科特?梅耶，两人是在五号和六号营地之间被雪崩卷走的。布罗姆利勋爵是诺顿上校探险队的非正式成员，跟同探险队从大吉岭前往珠峰大本营。虽然季风季节已经来临，诺顿上校的探险队早已从山上撤了下来，他们当时认为布罗姆利勋爵和梅耶打算最后一次去搜寻乔治?马洛里和桑迪?欧文的下落。最后，布罗姆利爵士和那名德国登山者的尸体都没找到。
我再次放下报纸。
“一名世袭的贵族死在珠峰上，报纸上竟然只有寥寥几句。”让-克洛德咕哝道，“上面写的全是马洛里，全是他和欧文的报道。”
“我们在英国称他为‘珀西勋爵’或‘珀西瓦尔勋爵’，”理查轻声说，“‘布罗姆利勋爵’是他的兄长，他是一名侯爵。就算珀西?布罗姆利是第二位继承人，他其实也不配做一个贵族。乔治?马洛里虽然出身贫寒，但确实是那次探险中真正的贵族。”他站起来，把手插进裤子口袋里，低着头，漫步走到狭窄的山脊那头。他看起来就像在校园里心不在焉地行走的教授，正思考他所研究领域的疑难问题。
理查走远后，我小声对让-克洛德说：“他认识马洛里或者欧文吗？”
让-克洛德看着我，往前探了探身子，尽管理查已经走远，但他还是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我不知道他是否认识欧文，杰克。但他认识……马洛里，理查认识他很多年了。战争开始前，他们曾在剑桥的同一所大学上学。战争期间，他们曾多次一同上过战场。理查曾于1921年受马洛里之邀参加一次侦察活动。1922年，他们还曾一起在珠峰勘探。但今年无论是马洛里，还是登山俱乐部，都没有邀请他。”
“天哪！”我以为已经慢慢了解我这两位新朋友及登山伙伴。现在我才发现，我压根儿就不了解他们。“原本在珠峰上失踪的可能是马洛里和理查，而不是年轻的桑迪?欧文。”我小声对J.C.说。
让-克洛德紧咬嘴唇，看起来像是确保理查仍远远地在意大利山脊那边似的，他似乎正入神地盯着某个地方。
“不，不是这样的，”让-克洛德小声说，“在前两次探险中，马洛里和理查有几次都……怎么用英语地道地说‘跌落’呢？”
我以为他是想形容两个人用绳子绑在一起，往下掉时的情形，尔后我才恍然大悟。“应该是‘争吵’[12]。”我说。
“是的，是的，而且，恐怕两人吵得还很凶。我确定，自打他们从1923年的那次探险回来后，马洛里没有跟理查说过话。”
“两人为什么事情争吵呢？”我小声说。现在又起风了，将山峰上的小冰块吹到我们脸上。
“第一次探险……正式的说法应该叫作侦查探险活动，但马洛里等人的真实目的是在到处都是冰崩和冰川的大本营找到前往山里的最快路线，然后尽快开始登山。我知道理查和马洛里都相信他们可能在1923年的那次探险中登顶成功。”
“他们野心可真不小。”我喃喃道。理查仍在山峰远端的意大利山脊上。风从他那个方向吹来，越来越大，我怀疑即使我们大声喊，他也未必能听见我们说话。但我和让-克洛德继续快速小声地说着。
“所以，马洛里坚持认为前往珠峰北坳的最佳路线是从东边出发，往上翻越卡塔山谷。但那里却是一个……用英语如何说‘culdesac’？”
“死胡同。”
让-克洛德咧嘴笑了。有时候，我觉得他还挺喜欢这种半生不熟的英语。“是的——死胡同。马洛里领着所有人绕过那座大山，走了一个又一个的死胡同——他甚至让布洛克上到西绒布，他们差点儿穿过边境，进入尼泊尔境内，寻找往南登上珠峰的路，最后他们认为南面的冰川和冰崩，再加上那些山脊根本没办法登山。最后只能从北坡上去。”
“我很怀疑。”我小声说，与其是在对J.C.说，不如说我在自言自语。
“无论怎样，几个月就这么白白浪费了。”让-克洛德说，“至少在理查看来，时间的确浪费了——他们不停地往东边、西边勘探，该测量的都测量了，该拍照的也都拍照了。却仍然没有找到前往北坳的路。”
“我看过一些照片。”我说，一边瞥了一眼，确保理查仍然在山峰远端。他看起来像是一动没动。“照片挺漂亮的。”
“是的。”J.C.说，“最初那批照片，是马洛里登上一座较高的山峰，找了个绝佳的观测点拍摄的，但是他将照片底片放错了。结果什么都没拍出来。那些照片都是布洛克等人拍出来的。”
“可是这些跟马洛里和查理的争吵有什么关系。”我问，“他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朋友，我想，彼此肯定也十分尊重……后来却形同水火。”
让-克洛德叹了口气。“大山附近的大本营最初设在一个小峡谷的进口处，那里有一条河穿过平原。他们肯定不下百次地从那条河边走过，但并没有实地勘探。理查就想探查一下这条河，看能不能找到前往北坳的路线，但马洛里每次都会反对他，坚持声称这条河流向东绒布冰川，在那里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一侧的山谷有个入口，上面铺着碎石，以及以前的冰川留下的像尖塔一样的积雪，走在上面很容易。理查告诉他们，这个山谷可能会再次蜿蜒横向西侧（事实上的确如此），这样他们就会顺一条安全容易的路线去到北坳了。马洛里表示反对……当时他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什么这几个星期的勘探白白浪费了，无论是往东还是往西的路线都耽搁了。而且，马洛里和登山俱乐部还认为夏天的季风季节才是登珠峰的最佳时间。但是，到了六月，天还是没完没了地下雪，就连马洛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时间非常糟糕，就连勘测都不行，更别说爬山了——暴风雪太频繁，怎么说来着，越往上越猛烈。”
“1923年他们就为这事争吵吗？”我小声说。
让-克洛德近乎凄凉地笑了笑。“最后一块砖……不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最后压垮骆驼的是什么东西来着？”
“稻草。”
“最后一根稻草是理查不断催促，说什么应该爬上嘉措拉，去那里勘查。马洛里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无用，拒绝了理查的要求。”
“嘉措拉是哪里？”我问道。1924年6月我对珠峰的地理几乎完全不了解。我只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边界，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只有通过西藏才能去那里，真要是登山的话，只能从北坡上去。说得具体些，上到北部山脊上面的东北部山脊和北坡，前提是探险队的照片都是真实的。
“嘉措拉是通往西侧，将康雄冰川和东绒布冰川分开的高隘口。”J.C.说，“他们遇上了名副其实的极地大暴风雪，雪都到了他们腰部……是这么说的吗，杰克？”
“齐腰高。”
“齐腰高的雪越积越深，即使到达平原地区后也什么都看不见，他们还以为到达山顶了。在暴风雪中就连搭建帐篷也成为奢望。马洛里对时间的浪费异常暴怒。但是，到了早上，天放晴了，从嘉措拉大雪覆盖的营地可以看到前往北坳的完美路线：可以直接从山谷上去，然后再经山谷的侧面（在他们勘查的过程中，这条路线理查据理力争过多次）穿过冰雪覆盖的地方，上到另一边的山侧凹地，然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上到北坳。从那里直接前往北山脊，再一路上到高高的东北山脊。但季风季节的雪会把他们活埋了，风势异常恐怖，即使他们勘查到了一条不错的路线，可以去到一个1000英尺高的冰墙，从那里上到北坳，但当时已经错过了登顶的时机。9月24日，他们不得不从山上撤下来，因此，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登上珠峰。”
理查刚才一直在抽烟斗，但现在他正将里面的烟灰敲出来，随时都会回到我们这边。
“想必这就是他们争吵的原因。”我小声说，“所以今年理查才没有跟马洛里一起去珠峰探险。”
“不是。”让-克洛德耳语道，急急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是因为在第二次探险行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意外——1923年那次探险过后，他们在英国没待几个星期就又回去登山了。理查也被邀请了，但对方并不情愿。1923年，不知何故，马洛里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被复制后在登山者之间传开了。里面的内容我大抵能记得——不过后来我还是查看了马洛里到底怎么写的。内容大抵如下：尽管我跟他相识多年——我们在剑桥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朋友，特别是在放学后我们去威尔士登山期间，但我不是特别喜欢他。他很喜欢摆架子，跟个土财主似的，就像一个被溺爱的诗人，不仅不时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偏见，而且有时候态度相当傲慢。有时候，如果有人跟他意见不合，他会真的充满恨意。我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喜欢那个别人给他取的绰号，他第一次来到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时，总共也就五十个同学。我相信‘教会执事’这个绰号定能满足他膨胀的自我。露丝，总而言之，上次探险之后。我感觉再也不应迁就他，也不会再迁就他了。他知道的倒不少，但就是固执己见、冥顽不灵，要是别人知道了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一点儿都不高兴。要是他幸运地猜中了某件事情，比如他找到了嘉措拉隘口的路线，他会把自己的运气当成本事，好像他才是领导者，根本不把我当回事。
“你的记忆力真不错，朋友。”
让-克洛德一脸惊讶。“这不奇怪！你们美国的学生不也经常被要求背诵动辄上百页的诗歌、美文和其他材料？要是没背出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对吗？在法国，记忆能力跟学习能力是画上等号的。”
理查往这边看了过来，表情仍显茫然，显然是在努力思考什么。但我确定他马上就会回来。
“快。”我对让-克洛德说，“告诉我1922年那次探险，也就是那次所谓压垮他们之间友谊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
我承认这句话我说得有点语无伦次，但让-克洛德看着我，好像我突然开始说起了阿拉姆语。
“1922年，他们感觉有很大机会登顶。”让-克洛德说，这时，理查开始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他们爬上威严的冰墙，上到北坳，然后横跨那里到达北山脊，经北部山脊前往东北山脊，再从那里登顶。但是，恐怖的大风逼着他们从那边的山脊下到北坡。他们登山的进场非常缓慢，也充满凶险。于是，他们不得不撤回大本营。但在6月7日那天，尽管季风季节的大雪越积越深，马洛里仍然觉得这条路线可行，坚持要再上北坳，认为他们仍然可以登上顶峰。”
“理查反对再领着挑夫和登山队员上北坳。他认为已经变天了，今年登顶珠峰的机会已经没了。更重要的是，比起马洛里，理查对冰雪状况的了解比他多得多，而马洛里在冰川上和阿尔卑斯山探险的次数实在有限，理查说现在很可能会有雪崩。就在一天前，一些勘探北坳的登山者借助他们留在冰墙上的绳梯下山时发现过去两个小时里，那里有过宽约50米的雪崩，淹没了他们的足迹。理查因此才拒绝登山。”
这个理查现在离我们也就50英尺远，要不是大风呼啸，淹没了我们的声音，我们肯定早就停止说话了。但是让-克洛德还是匆匆说完了最后几句。
“马洛里骂理查是懦夫。6月7日那天早上，马洛里领着一行十七个人前往北坳，所有的夏尔巴人都用绳子拴在一起。他们果然在北坳200米下面遭遇了雪崩，出事的地点正是理查警告他们的斜坡。九名挑夫被一起卷走了，马洛里离雪崩发生的地方也就几米，但即使是他也被卷入雪浪中。后来，两名挑夫被挖了出来，但另外七个人全都丧生，遗体被埋在冰隙中，就是那个雪崩差点儿把他们带过去的地方。不出理查所料，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试图穿越松散板状雪坡的行为无异于疯狂之举。”
“天哪。”我小声说。
“情况就是这样。”让-克洛德同样震惊，“自从两年前的那个六月后，两个老朋友再也没说过话。理查也没被邀请参加今年的探险。”
我什么也没说。要不是他和马洛里吵架了，理查很可能被邀请参加这次重要的探险——也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探险。想到这个，我感到真是造化弄人。而如今，倘若报纸写的东西可信，这起事故俨然成为了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世纪悲剧。我想到人只有在悲壮死去后才会留下不朽的名声，事实上的确如此，想起了《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等许多报纸是如何评价乔治?马洛里的。
过去的四天我们错过了这一切，我们只顾着爬山、下山、睡觉，再爬山。
“怎么会……”我欲言又止。理查看起来马上要过来了。风越刮越大，撕扯着他的羊毛夹克和领带。我已能听到他那平头钉靴发出的声音，那双鞋显然跟上个星期马洛里和欧文穿的极其相似，鞋子在雪地上“嘎吱”作响，我看到它们在马特洪峰的山脊薄薄的雪上留下浅浅的印迹。
他的手插在羊毛裤的袋子里，右上口袋里的烟斗已经冰冷，理查定定地看着让-克洛德，轻声说：“我的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去攀登珠峰，你愿意去吗？”
我以为让-克洛德会开个玩笑——尽管报纸的消息令人伤感，但他向来爱开玩笑，不过，他只是久久地抬头看着我们那个事实上的领导人，不发一言。理查那双清澈的灰色眸子闪着令人不安的光芒，他不再看着J.C.，而是抬起头，像是正入神地盯着远处的某个点，我回头望了望，还以为那只高飞的乌鸦回来了。
“我愿意去。”让-克洛德终于回答，“珠穆朗玛峰很大，离夏蒙尼山谷十分遥远，我作为这里的向导，需在这里履职，而且这里还有不少老主顾等着我，相对于那些尚未被世人所知的山，我觉得这座山更具英国特色。我认为它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成为冷血的人类杀手，我的朋友理查?迪肯。但是，我愿意去，我的朋友，要是我有机会去征服那头野兽，我会去。是的，我一定会去。”
我等着理查问我同样的问题，不过，我并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他并没有问我。
理查只是在风中大声喊：“我们从山坡上下去，然后经瑞士山脊前往策马特。”
这让我有些小小的意外。我们更好的装备，比如帐篷和睡袋都放在意大利山脊，也就是布勒伊上面的高坡上，而且我们的很多物资也都在那边。好吧，这么做只意味着我们还要长途跋涉经过托尔杜雷山口往回走。作为三人中最年幼的那个，我只有听话的份儿。不过，我只是希望能够在策马特租到一头骡子。
于是，我们开始沿突然变得陡峭的山坡往几乎垂直的阴暗山脊走去，爱德华?温伯尔上山时候就曾将那里称作“危险地段”，后来他们下山时，那个“危险地段”还真是名副其实，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所以，当理查说“我们将绳子连在一起攀爬这段如何？”时，我跟让-克洛德（克洛德有片刻的犹豫，几乎不易察觉，但我还是看出来了）同时吓了一跳。
我们在攀登峭壁和山脊时，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将绳子连在一起。要是谁掉下去就糟了——理查就曾掉下过。这里的大部分山脊和大块岩石都无需拴绳子，就比如我们现在倾斜往下的北坡山岩，因为太过凶险，所以不能将绳子拴到一块儿。那里几乎没有露头[13]或者突出物，最上面的登山者没法将安全圈扔过去，绕在上面——1924年，阿尔卑斯山的登山者都是这么做的。
我将不同的登山绳展开，放在肩膀上，放出一条最短的绳子。接着，我们三个将绳子全都绑在腰间，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20英尺。顺序自然无需讨论。让-克洛德第一个，他在冰雪中的经验最为丰富，而且面对即将攀爬的陡峭岩壁时，他也非常厉害；我第二个，因为我是三个人中最没有经验的，但我有一双强壮的手臂；理查殿后，他是咱们的“备用大锚”。要是我和让-克洛德掉下去，排在第三位的理查就是我们的安全栓……可是，要想在如此凶险的岩石上拖住下落的队友，恐怕这个世界上谁也没这个本事。再说了，如果真出事，我们的那根细麻绳肯定早就崩断了。
但这条具有兄弟情谊的绳子让我们感到无比安全，尽管绳子很细，可以说只是象征性地发挥一下作用。被我们当作定海神针的理查也是如此。我们走过瑞士山峰的边缘，开始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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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腿还没有小心翼翼地落在又湿又陡的狭窄岩壁上时，我发现居然还有别人以前固定在那儿的绳索，还有一根金属缆绳，被挂在或用登山钉[14]固定在山坡边缘的远端。有几根绳子是今年夏天一些热心的向导系在那儿的。其余的绳子都有些年头了，因为年代久远，天气寒冷，以及在高纬度太阳光的作用下，绳子慢慢地发生了化学和物理变化，都快被风化成粉了。是那些“当事人”，也就是那些登顶高峰的游客，攀爬岩石、冰块，以及面对变幻莫测天气的门外汉会借助的绳子。有些人会利用它们从几乎垂直的峭壁悬崖上快速滑下，但也许这根绳子承受了你的快速下降的体重，下一根可能就会突然断裂，你就会从4000英尺高的地方掉到大石头上，或者掉到冰川下面的冰隙里。
仅凭观察是没有办法判断哪根麻绳是新的、安全的，哪根绳子又是旧的、已经腐烂的，在上面攀爬将是致命的。这个时候，向导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三个下降的时候，根本没有理会那些绳索。让-克洛德领着我们往边缘靠去，那里时常会有岩石跌落，即使是在六月份，小雪崩也时常发生。在我们沿着峭壁往下降落的几分钟时间里，他尽可能让我们避开掉落的岩石和雪崩，在靠近山脊的地方寻找更加坚固的落脚点。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线呢？为什么在临近结束时，我们还要重走道格拉斯爵士和温伯尔登山队其他成员于1865年7月14日遇难时的路线呢？
许多对登山稍微感兴趣的人都知道，下山会比上山更危险，但他们可能不知道，登山者跟山的关系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登山或者下山途中攀爬岩石的时候。往上攀爬时，登山者会展开身体紧靠岩壁，身体和面颊都会亲密地贴在岩石上，要伸出手指摸索壁架，或者寻找岩石上的支点，登山者的整个身体都会寻找哪怕最小的壁架、缝隙、楔形物、悬壁、石块，就如同跟山亲热一样。而在下降的过程中，登山者惯常的做法是脸朝外，这样，登山者更容易看到下面和旁边几码或者几米远的狭小壁架和落脚点。登山者会背靠着岩石，他的脸会转向（注意力亦会如此）身体下面，他们所看到的景色是空旷的天或地，而不是让人安心的坚固岩石或者厚厚的积雪。
对于菜鸟来说，下山更让人害怕，即使对于老手来说，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在下山时丧命的人要比上山时多得多。但即使我小心翼翼地手脚并用，跟在J.C.后面，即使我不解为什么理查要建议我们走这条让温伯尔登山队多半成员葬生的死亡路线，我最纠结的问题依然是：理查为什么不问我是否愿意去登珠峰？
当然，这个问题有些愚蠢，没什么实际意义：我没钱加入登山俱乐部喜马拉雅山探险队。（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钱人参与的体育俱乐部，我在二十一岁时获得的那点儿遗产现在被我花得差不多了，也正是因为这笔遗产，我才能前往欧洲登山）而且，这是一家英国登山俱乐部，一般不会邀请美国人。英国登山者和他们的老男孩校友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由一名英国测量员以一名英国地图制作者的名字命名的珠穆朗玛峰是英国人的骄傲。不管美国人的登山技术有多高超，他们也绝不会邀请。
再说了，我跟那些试图登顶珠峰的英雄相比，经验还差得远呢。在哈佛上学那阵，我倒有过许多攀爬经验，老实说，我爬的山比我上的课还多。暑假的时候，我曾三次前往阿拉斯加进行小规模的探险，但这些经历再加上我跟让-克洛德以及理查这几个月的登山经历还不够，或者说如果要攀登世界上最高，可能也是最凶险的山峰，我的技术还不到家。我的意思是说，乔治?马洛里可刚刚死在珠峰上，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被他那个身体条件出众，但是年轻、相对缺乏登山经验的安德鲁?欧文（昵称桑迪）掉下去的时候拖累而丧生的。
最后，就在我们又下降几米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连接我们三个人的绳子基本上都是比较松弛的，倘若真有那么一天，登山俱乐部突然邀请我这个道行尚浅又穷困潦倒的美国人陪他们参加接下来的珠峰探险，我不相信自己还会有勇气去攀爬珠峰。（我知道他们肯定还会去的。一旦英国人一心想完成某个壮举，他们一般不会轻言放弃，尽管他们的英雄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乔治?马洛里在登山的时候牺牲了，但英国佬向来顽固。）
就在这时，我和让-克洛德已经到达了温伯尔登山队第一次成功登顶后，四名成员下落时惨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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