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吃惊的是,他再次点点头。“1908年,沙克尔顿的手下就登上过幽冥山——至少上过火山口的边缘。”他说,“我独自一人上过三次,不过走的路线都不一样。有一次还是晚上。哦,虽然他们将第一个在冬天登上幽冥山的荣誉给了一个叫罗杰?米尔的英国登山者,他于六年前,也就是1985年登上了幽冥山,但我在1935年冬天就上过幽冥山两次。不过,书上可没有记录,可能有人会记载这些,但我懒得提及。”

  他陷入了沉默,我也不说话了,也不知道这个慈祥的老头是不是在我面前信口雌黄。接着,他站起来,抬起那把木柄旧冰镐,说:“1991年1月,也就是几个月前……麦克默多站一个叫查尔斯?布莱克默的钢铁工人花了17个小时登上了幽冥山。他的事迹在各种高山期刊中都有记录,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官方的新纪录。”

  “你在五十六年前登山时留意过时间吗?”我问。

  佩里咧嘴笑道:“十三小时十分钟。不过,我以前也留意过。”他笑了笑,然后摇摇头,“但这个可帮不了你的研究,丹。关于南极探险,你到底想了解些什么?”

  我叹了口气,意识到作为一个采访者,我实在太不合格了。(从某种程度而言,作为一个人我也很不合格)“你能告诉我些什么?”我说,“我是说我想了解一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佩里摸了摸下巴。他下巴上的白须硬邦邦的,传出明显的刮擦声。“呃,”他轻轻地说,“当你看着地平线附近的星星时……特别是碰上特别冷的天气……那些星星会四处跳动。时而跳向左边,时而跳到右边……同时还会跳上跳下。我觉得是地面或者冰冻海洋上有大团超冷空气所致,像正在移动的镜头一样……”

  我飞快地在纸上写着。

  佩里先生咯咯笑道:“这样的小事对写小说有帮助吗?”

  “这可说不准。”我说,继续记录着。

  后来,那些在地平线上跳动的星星出现在了我的那本《极地恶灵》第一页的结尾和第二页的开头部分,小说十六年后才得以问世,写的是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在西北航道的那次灾难,跟南极毫无关系。

  但《极地恶灵》出版时,佩里先生早就罹患癌症去世了。

  *

  我后来获悉,佩里先生参与过几次著名的登山探险,比如他去过阿拉斯加的好几座山峰,前往南美探险,攀登乔戈里峰,当然还有1991年夏天我们聊过的他跟伯德上将在南极探险的三年。“采访”期间,我们聊得不错,谈到了旅行、勇气、友谊、生、死,还有命运——聊了差不多四个小时。其间我一次也没问到点子上,我是说没有问及他1925年在喜马拉雅山的探险经历。

  我们的长谈即将结束之际,我看得出佩里先生累了。而且,他说话时的呼哧声更加明显了。

  发现到我注意到他声音中的异样后,他说:“去年冬天,医生帮我切掉了我一块肺。我得了癌症。肺的其他部分可能也感染了,但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了,所以,到时候肺可能不是我致死的原因。”

  “对不起。”我说,那一刻我真的词穷了。

  佩里先生耸耸肩。“嘿,如果我能活到九十岁,我就赚到了,丹。你是没办法体会我现在的心情。”他咯咯笑道,“我得肺癌其实挺荒唐的,因为我从不抽烟。这辈子连一根都没抽过。”

  我不知道该如何接他的话。

  “说起来还真是讽刺,我搬到德尔塔就是为了离那些山近一些,到那里只需几分钟路程。”佩里先生继续说,“可现在我哪怕爬一座小山丘也会气喘吁吁。即使是在小镇边缘的草地上走几百英尺,也让我觉得跟爬上28,000英尺以上的山峰一样喘。”

  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说,得了肺癌是很可怕的事。只不过我当时实在太愚钝了,也没问他什么时候,在哪里爬过28,000英尺以上的高山。一座超过8000米的山,大约就是25,000英尺高,这样的高度足以称为死亡地带了。登山者每待一分钟,他的身体就会更加虚弱,会咳嗽、气喘、呼吸短促,登山者甚至没办法通过睡眠补充能量(在那么高的情况下,睡觉已经成为奢望)。我后来想,不知道佩里先生是用28,000英尺这个高度形容他现在的呼吸有多困难,还是真冒险登上过这么高的山峰。我知道南极最高的山文森峰也不过16,000多英尺。

  我还没来得及问个聪明点儿的问题,佩里先生便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是在抱怨,只是喜欢这样的讽刺。如果这个操蛋的世界真有上帝,那就太他妈的太讽刺了。对了……你是作家吧。”

  “是的。”我小心翼翼地说。新近认识的人,他们接近作家的一般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他们:第一,帮他们找个经纪人;第二,帮他们出版书;第三,找个经纪人帮他们出版书。

  “你有自己的经纪人吧?”佩里问道。

  “嗯?”现在,我说话的语气更加谨慎了。尽管才跟佩里聊了四个小时,但我非常崇拜他,不过业余写作就是业余写作。那种东西压根儿就没办法出版。

  “我一直都想写点儿什么……”

  他终于开口了。从某种程度而言,听到这番熟悉的话我感到很失望。跟许多新认识的朋友聊天时,他们的话题经常会绕到这上面来。但我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要是他以前没把书写好,现在他差不多快九十岁了,而且即将死于癌症,还有什么机会写作呢?

  佩里先生看着我脸,看懂了我的心思,然后大声笑道:“别担心,丹。我不是叫你帮我出版书。我可没打算出版。”

  “那你想干什么?”我问。

  他再次揉了揉脸和下巴。“我想写点儿东西,希望有人看到。这样可以吗?”

  “可以呀。这也是我写作的原因。”

  他摇摇头,我总觉得他有点儿不耐烦。“不是。你写东西是想让许多读者了解你的想法。我只想找一个读者。能够理解、相信我所写的东西。”

  “你是说家人吗?”我问。

  他再次摇摇头。我察觉到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他也是难以启齿。

  “我唯一的家人就只剩下一个侄孙女了,也许是曾侄孙女,我也弄不清她到底跟我什么关系。她住在巴尔的摩还是什么地方。”他轻声说,“我从没见过她。真是见鬼,我甚至都没见过她母亲或者奶奶。但玛丽和养老院有她的地址,不知记在哪里。说将来等到我离开后,就可以将我的东西都寄到那里去。丹,如果我真写了,我希望它能被真正理解它的人看到。”

  “是小说吗?”

  他咧嘴笑道:“不是,但我相信读起来会像小说一样。可能像那种二流小说吧。”

  “那你开始写了吗?”

  他再次摇摇头。“没有,这个机会我等了几十年了……见鬼,我都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等到死神叩响我的门时,我才会有动力。这不,它正在敲门呢。”

  “无论你想给我看什么,我都会觉得非常荣幸,佩里先生。”我说。说这话时,我特别真诚,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通常来说,我看那些业余爱好者写的东西时,总会觉得上面跟粘了鼠疫杆菌似的。但此刻我却意识到,无论这个老人写什么,我都特别想看,虽然我当时觉得他写的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伯德的那次南极探险经历吧。

  雅各布?佩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久久看着我。那双蓝色的眼睛莫名地触动了我,他那八根满是伤疤、硬邦邦的手指似乎正敲击着我的脑门。那种感觉并不愉悦,却十分亲切。

  “好吧,”他终于说道,“要是我真写了什么,我一定会寄给你。”

  我早已经将印有我地址等信息的名片给了他。

  “不过有一个问题。”他说。

  “什么问题?”

  他举起两只手,即便他的左手失去了两根手指,但他的手仍然极为灵巧。“我完全不会打字。”他说。

  我笑了。“如果你将手稿交给出版商,”我说,“我们会帮你找个打字员,帮你打出来。我也可以为你效劳。只不过……”

  我从我那个磨损得厉害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莫莱斯基牌的米色空白日记本,里面共有240页。这本空白的日记本外面裹着一层柔软的“皮”,上面有个皮质的双环,可以放笔。我已经将一支削好的铅笔放在环里。

  佩里先生摸着皮质的封面。“这也太昂贵了……”他想将笔记本还给我。

  “昂贵”这两个词让我十分受用,但我摇摇头,将那本皮封日记本重新塞到他手里。

  “你花了好几个小时跟我聊天,这东西算是我聊表心意。”我说。我本想在后面加上“杰克”的称呼,但仍然没办法直呼他的名字,“我真的想送给你。我很期待能够拜读你的作品。而且我向你保证,到时候我一定诚实地做出评价。”

  佩里先生仍然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翻着皮封日记本,咧嘴笑道:“等你拿到书后,我肯定已经进黄土了……丹。所以,你只管批评就是。反正你也伤不到我的自尊。”

  我一时语塞。

  *

  2011年夏末,我写下本书手稿的前言时,离1991年跟雅各布?佩里的谈话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1992年5月末,玛丽在德尔塔医院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佩里先生辞世了,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我问玛丽,佩里先生是否有东西留给我时,她似乎很惊讶。他所有的遗物——其实也不多,就是那些书和旧物——都已经打包好,送去给他住在巴尔的摩的侄孙女了。当时玛丽并不在养老院里,而是在丹佛的医院里。是她的助手邮寄的包裹。

  九个星期前,也就是2011年晚春,距离我的德尔塔之行差不多二十年后,我收到UPS的快递,寄件人叫小理查德?A.杜巴戈,家住马里兰州卢瑟维尔-蒂莫尼姆。我以为是一包希望我签名的旧书,有些读者没经过我允许就把书送来让我签名让我特别恼火,我本想原封不动地将包裹寄回去。不过,我还是用美工刀狠狠地将包裹划开了。卡伦看了配送单上的信息,说我们从未收到过从卢瑟维尔-蒂莫尼姆寄来的书,这把我逗乐了,她很快便上网查了(卡伦的确热衷于地理)。

  但里面寄的并非是让我签名的旧书。

  包裹中有十二本莫莱斯基牌的笔记本。我仔细地翻看,发现上面正反面都写着字,字很小,标准的草写体,书写者的手强劲有力。

  即便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那是佩里先生写的,直到我翻到日记本的最后一页。

  日记本的皮封仍在,上面还有一个二号铅笔的笔头,但皮封已经破烂不堪,经过佩里先生长年累月的触摸,它被油脂浸透已经变黑。在十个月漫长、枯燥的写作过程中,显然,他每写一本就会把这个皮质封皮换上去。

  里面还有封打印的信。

  亲爱的西蒙斯先生:

  我母亲莉迪亚?杜巴戈于今年四月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我找到了这个盒子。这是1992年由她的一位远房亲戚——雅各布?佩里先生所在的特护养老院寄给她的,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那里度过的。母亲似乎并不太了解,也从没见过她的这位伯祖父,看起来我母亲只是扫了几眼盒子里的东西,估计也就选了一两件物品在每个星期举行的车库甩卖中出售,其余的东西都原封未动。我相信,她应该从没打开过包裹中的笔记本。

  最上面一本笔记本中的第一页是一封信,不过那封信不是写给母亲,显然是写给德尔塔特护养老院经营者“玛丽”的,信中要求将这些笔记本,还有一部柯达袖珍相机寄给你。上面还有你的地址,所以,我这才将这个迟来已久的包裹寄给你。

  如果二十年前你就在等待这些物品了,耽搁了这么久,我万分抱歉。母亲是个健忘的人,在中年时就是如此。

  因为这些笔记本是要寄给你的,所以我决定不看里面的东西。不过我还是扫了几眼,发现母亲的这个亲戚真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里面有地图,还画了山,还有一些别的素描,颇具专业水准。

  我再次对母亲的疏忽大意和迟来的包裹表示歉意,我相信雅各布?佩里先生当年是希望它能及时送到你那儿的。

  小理查德?A.杜巴戈敬上

  我将盒子拿到书房,拿出那摞笔记本,下午便开始看起来,读了个通宵,到了第二天早上,看了大约九本。

  雅各布?佩里的遗愿令我考虑了好几个月。后来,我决定出版雅各布?佩里的终稿(也是唯一一份手稿)。我觉得他花了生命最后的十个月辛苦写出这些手稿,肯定是希望它出版。我还相信这也是他选择我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的原因。他知道我能判断手稿值不值得出版。我确信,雅各布?佩里的手稿——也就是这本书——绝对值得出版。

  第二版,也是限量发行的版本中会有佩里先生亲笔写的书稿,里面包含佩里先生加在文本里的几十幅素描、肖像画、认真画出的地图、山上的景色、老照片还有其他东西。这个版本只有文字,但我觉得这已经足以讲述雅各布?佩里从1902年到1992年的故事,足以让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作为他的编辑,我只是校正了一些拼写错误,并且在文本中加了少数说明性的注释。佩里先生让我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和编辑,是因为他信任我并希望我能够竭力让读者读到这份奇怪却格外美丽的遗作。

  我认为这是他的真实愿望。

  不过,现在我只能向上帝核实了。

  

  ―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