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先生摇摇头。“照片不是我拍的。事实上，这个照相机不是我的。但德尔塔那个药房老板说里面的胶卷也许仍然能够冲洗出来。也许有一天我想看看里面的照片。”他向我指了指内置式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我看到桌子上散落着一些颇为用心的画作，画的是植物、岩石和树。
“我很久没接受过采访了。”佩里先生说，脸上像是露出自嘲的笑，“即便是在几十年前，我在媒体面前几乎也没话说。”
我以为他在谈论1934年伯德的那次探险。我搞错了，真是蠢得可以，而且，我当时甚至没有去求证。如果我有记者最基本的刨根究底的本能，那无论是我的生活还是这本书都会大为不同。
我居然又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谦虚地说（对我这么一个自我主义者来说，确实如此）：“我很少采访别人。我自己写书通常都会求助图书馆，包括那些学术图书馆。你介意我记笔记吗？”
“请便，”佩里先生说，“你只对我在1933年到1934年间跟伯德的那次南极探险感兴趣吗？”
“是的，”我说，“我很想写一本以南极为背景的悬疑惊悚小说。你若能跟我说说南极的探险故事，肯定会对我有帮助。特别是那种恐怖的事情。”
“恐怖的事情？”佩里又笑了，“惊悚小说？除了寒冷、黑暗和孤独外，你的小说中会有邪灵之类的元素吗？”
我微微一笑，但不由得有些尴尬。如果没有冗长的文字为背景，书中的情节往往会很荒谬。说实话，有些情节即便将背景交代清楚了，也会显得很愚蠢。没错，我想过在书里安排一些恐惧的大家伙，让它们去追赶、杀戮，然后吃掉书中的角色。只不过我还没将这种恐怖的家伙设定好。
“差不多吧，”我承认道，“就是那种大家伙，会让主人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玩意儿，比如从又黑又冷的地方突然冒出来的东西。那玩意儿会将爪子伸向主人公的南极小屋，或者被冻住的船等等。反正就是那种饥肠辘辘的怪物。”
“比如杀人企鹅。”佩里建议道。
我俩不约而同地笑了。虽然我的妻子、经纪人、编辑也曾问过这样的问题，每次，我说会写一本南极惊悚小说时，他们都会问：“写什么呀，丹？你书中的怪物是那种身形巨大、变异的杀人企鹅吗？”这点子够烂的，大家都想一块儿去了。（直到现在我才承认，我真想过把它设计成大反派。）
“其实，”佩里说，可能注意到我脸都红了，“企鹅群栖地恶臭的粪便还真是要人命。”
“这么说来你真去过企鹅群栖地了？”我问，将笔放在研究笔记上。我感觉自己像吉米?奥尔森[5]。
佩里先生点点头，再次笑了，但这次他那双湛蓝色的眼睛似乎是在搜寻内心深处的某段记忆。“我的第三次探险，也是最后一次探险的冬天和春天是在罗伊德小屋度过的……本想在那里研究附近企鹅的群栖地以及动物行为。”
“罗伊德角的小屋……”我惊讶地说，“岂不是沙克尔顿的小屋？”
“没错。”
“我以为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小屋是个博物馆——游客皆不得入内。”我试探性地说。当时，我实在太惊讶，甚至都忘记记录了。
“现在的确是博物馆了。”佩里说。
我感觉自己真是个十足的白痴，赶紧埋头记录，以掩饰自己的失态。
雅各布?佩里语速很快，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难堪。“对于英国人来说，沙克尔顿堪称他们的民族英雄，等到1935年冬天，海军上将伯德将军派我前往南极观察企鹅的群栖地时，那里已经跟博物馆差不多了。英国人有时也会使用那个小屋，他们偶尔也会派鸟类学家前往那里观察企鹅的群栖地，那里一直储藏着食物，所以，倘若附近基地的美国人或者其他人遇到麻烦，都会用那个小屋避难。但是，我奉命去的时候，很久没人在那里过冬了。”
“我真没想到英国人竟然允许美国人在沙克尔顿的小屋里待上几个月。”我说。
佩里先生咧嘴一笑。“不是这样的。他们才没有这么做呢。伯德上将从来没有征得过英国人的同意。他只是派我和另外两人去了那儿，我们用两个雪橇带去了七个月的供给——第二天，那两个人再乘雪橇，带着他们的狗回到了伯德的基地。对了，我是用撬棍将关着的门和百叶窗撬开的。我本可以把狗留下来陪我过冬。但实际情况是，伯德上将不愿见我，所以他才将我打发得远远的。只要我能熬过冬天就好了。伯德上将喜欢做科学试验不假，但事实上，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观察或者研究企鹅。”
我把这些统统写了下来，尽管不大明白，但总觉得他说的这些很重要。我也不知道如何将沙克尔顿的小屋用在我那本连名字都没有、且尚未构思成形的悬疑小说里。
“沙克尔顿和他的手下在1906年建造了那个小屋。”佩里先生说。他柔和的声音中带着些许沙哑，有些刺耳。我从后来的谈话中得知，那是因为他在去年冬天的手术中摘除掉了部分左肺。但是，尽管声音有些沙哑，他的男高音听起来仍然很悦耳。我想，在做手术之前，佩里先生肯定有副讲故事的好嗓子。
“沙克尔顿手下的人在1908年离开了小屋……我到那里的时候，里面还留下一辆大汽车，”他说，“可能是因为那里的东西不容易生锈、老化得比较慢吧。我不知道沙克尔顿遇上厚厚的雪时，那玩意儿能不能开10英尺远，但英国人对那些机械装置情有独钟。伯德上将也喜欢那玩意儿。总之，那年南极的早秋，我被他们留在了那个小屋里。当时是1935年3月。同年十月初，也就是南极的早春时分，我终于被人接走。我的工作是前往罗伊德角一个很大的企鹅群栖地观察阿德利企鹅。”
“但那可是南极的冬天。”我顿了顿说，总觉得自己接下来说的话肯定会特别傻，“我总以为阿德利企鹅不会……我是说，不会在一个地方过冬。我以为它们会在十月的某个时间到达那里，然后在来年三月初带着它们的小企鹅离开。我是说，那些幸存下来的小家伙。我说错了吗？我一定是弄错了。”
雅各布?佩里又笑了。“你说得完全正确，西蒙斯先生。我到那里的时候，只能看到两三只企鹅摇头晃脑地跳进海里——那时候正值罗伊兹岛的三月初，很快小屋附近就会结冰，无冰水面差不多在数十里之外，我是在十月份的春季被人接走的，当时，阿德利企鹅还没返回群栖地再度交配，养育幼仔。我没法观察企鹅的习性。”
我摇摇头。“我不明白。你不是奉命去那里……天哪，花了七个多月，差不多八个月的时间……去罗伊兹岛的群栖地观察企鹅，可那里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企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阳光。你不是生物学家或者科学家吧，佩里先生？”
“不是，”佩里先生再次咧嘴笑，“我在哈佛大学学的是英文，主要研究18世纪、19世纪的美国文学，当然也包括不少英国文学。1923年我毕业时，亨利?詹姆斯正炙手可热。詹姆斯?乔伊斯是一年前，也就是1922年出版了《尤利西斯》。而他那本《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则是六年前出版的。我当时花了一年时间在欧洲滑雪、登山——二十一岁那年，我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1924年，我看了马多克斯?福特《国际观察》上的一篇故事，遂而决定立即离开瑞士，前往巴黎，见到他在文中写的那个年轻人，把我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看。”
“你去了吗？”我问道。
“是的，”佩里先生笑道，“当时，海明威是《多伦多星报》驻欧洲的通讯记者，要说对付我这种头脑发热的人，他还真有一套。我是在他的办公室跟他见面的，那个地方很小，脏兮兮的。他立即叫我去楼下的咖啡厅喝咖啡，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过了几分钟，他看了一眼手表，便说他必须回去工作了，将我这个正做着作家梦的人留在了咖啡厅里。”
“你把你写的故事给他看了吗？”
“当然，他看了三部，每部都只翻了翻前几页，便说让我不要放弃自己的正职工作。可这根本不是你想听的，对吗？人老了就喜欢唠叨。”
“挺有意思的。”我只嘟囔了这么一句，但我同时又在想，天哪，你居然见过欧内斯特?海明威，还被他告知你不是当作家的料。这是什么感觉？要么就是佩里在吹牛？
“还是回到你感兴趣的话题吧，西蒙斯先生，谈谈1933年到1935年间南极的事——我被伯德上将聘用，做了一名杂工，因为我有登山的经历。在探险期间，探险小组的科学家会在各大山峰做些研究工作。我压根儿就不懂科学，对企鹅也不怎么了解，现在还是不太了解，尽管养老院里的电视经常播放自然纪录片。但在1935年，这都不是问题，因为伯德上将只想把我打发走，直到那年春天，当所有人都要离开南极时，他们才来接我。”
“所以，你在又冷又黑的地方待了七个月？”我傻乎乎地说，“你到底做了什么让他这么不待见你？”
佩里先生用一把非常锋利的小折刀切开一个苹果，递给我一块。我接了过来。
“我救过他的命。”他嘴里吃着苹果，平静地说。
“对哦，玛丽说1934年，伯德上将孤身一人被困在一个高级气象站里，你跟几个人一起救了他。”我说“没错。”佩里先生说。
“看来是因为他被人救了后觉得没面子，就把你赶去了罗伊兹角的小屋，也让你体验体验孤独的滋味？”我实在是搞不懂。
“差不多吧，”佩里说，“只不过我没有像伯德上将一样，差点儿一氧化碳中毒……也没有像他一样要求救援。他有个无线电，每天都会联络小美利坚站。我却没有。我跟基地毫无联系。”
“前一年八月，你参加营救伯德的小分队时，”我说，看了一眼跟玛丽的聊天笔记，然后又看了看参考书（1991年的时候，可没有谷歌），“当时正值南极的冬天，你和另外三人行驶了100英里。当时，如同迷宫一般的冰隙不是被风吹塌，就是被大雪覆盖，一路看不到几面警告旗。100英里的路程，几乎一片漆黑，你们驾驶着一辆雪地牵引车，你那玩意儿就跟一辆加了金属盖的福特T型车差不多。而且，就只有你和三个来自小美利坚站的救援人员。”
佩里先生点点头。“波尔特博士、韦特先生和我的顶头上司E.J.德玛斯掌管雪地牵引车。是德玛斯坚持让我跟去，开那辆雪地牵引车的。”
“这算是你的探险任务吗？”佩里又给了我一块美味的苹果。
“作为杂工，与那些该死的雪地牵引车有关的工作都是我的事。夏天，如果那些科学家要离开小美利坚站，我就得帮他们开车，”老人说，“我想是因为德玛斯先生觉得我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将车开进冰隙中吧。后来，我们得知大部分警告冰隙的旗子都不见了，我们不得不打道回府，但立即又出发了——尽管当时的天气更加恶劣了。”
“我怎么觉得听起来还是伯德上将想惩罚你呀。”我说，感觉嘴中的苹果又脆又鲜，“居然让你孤身一人待在一个地方长达七个月之久。”
杰克?佩里耸耸肩。“还不是因为‘救了’上将——他讨厌任何人用到这样的字眼儿，让他挂不住面子。不过他没办法对波尔特博士和韦特先生怎么样——他们可是探险队里的大人物，他将德玛斯先生也派去一个遥远的、他几乎见不到的地方参加任务。他派我先去参加夏天的探险任务，后来，又让我在罗伊德角待了整整一个冬天。最后，伯德上将在报告中甚至都没提我参与救他的事。我的名字也没在大多与南极有关的史书中出现。”
听到伯德上将竟是一个卑鄙小人，我感到十分震惊。“在大冬天被派往罗伊德角跟单独拘禁有什么区别？”我说，压抑不住内心的怒气，“连无线电也没有吗？我看是伯德上将被关押三个月后变成了疯子——他自己倒是每天用无线电跟小美利坚站联系。”
佩里先生咧嘴笑道：“没有无线电。”
我越想越不明白。“他让你在罗伊德角沙克尔顿那个地方待了七个月，其中还有五个月是全黑的？！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佩里先生摇摇头，但无论是他的表情还是他说话的腔调都没有半点儿生气或是怨恨。“我不是说过我是被探险队聘用前往那里登山的吗？我们救了伯德之后，被要求和他一起待在他在高级气象站挖的地下室里。我们是8月11日到的，一直待到10月12日。然后伯德和波尔特博士医生一起乘‘朝圣者’号飞走了——我终于参加了夏天的探险，让我有机会用我的登山技巧帮助那些科学家。”
“‘朝圣者’是飞机吗？”我说。
佩里完全可以说，既然是说飞走了，这玩意儿不是飞机是什么？难道是只大信天翁吗？但他只是礼貌地点点头，说：“他们开始探险时有三架飞机，‘大福克’……”他停了下来笑着说，“是‘福克’飞机，西蒙斯先生，F-O-K-[6]……”他将这架飞机的名字拼写了出来。
我咧嘴笑道：“我明白了。不过，你叫我丹就可以了。”
“那你得叫我杰克。”他说。
直呼“杰克”，我还真有点儿说不出口。跟那些名声在外、头衔很响或位高权重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一般不会觉得他们有多了不起，但在雅各布?佩里先生面前，我却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对我来说，即便嘴上多次以“杰克”相称，但我在心里仍旧尊称他为“佩里先生”。
“总之，”他继续说，“我们有架大福克，名叫‘蓝色刀锋’……不过，我们到达南极后，他们第一次想让这架飞机飞离地面时就撞毁了，对了，我应该说飞离冰面才对。他们还有一架更大的水上飞机，名字是威廉?霍利克，但那家伙好像时常需要维修。所以，十月份天气刚稳定下来，那架叫‘朝圣者’号的单翼机便被派去接伯德上将和波尔特博士了，我们到达他那里后，将他冰川下地下室的通风设备修好了。我记得在我们等待的那几个星期中，波尔特博士会经常观察星星、流星，测量气压。伯德病得不轻，整天昏昏沉沉的，什么也做不了。一氧化碳对上将的脑子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影响。八月份，在‘朝圣者’号将伯德上将和波尔特博士接走后，我、韦特和德玛斯便开着那辆雪地牵引车回到了小美利坚站……我也恰好赶上了他们前往海恩斯山脉的探险。”
“你加入探险队就是为了去南极爬山吗？”玛丽敲门进来后给我俩端来了两杯柠檬水，但也短暂地打断了我们的思路。柠檬水是自制的，味道好极了。
佩里先生点点头。“登山算是我的看家本领，也是我参加那次探险的唯一原因。嗯，就是登山。对了，我还会开车，那些设备玩得也很溜……所以，冬天来临，不用登山的时候我就帮德玛斯折腾那些雪地牵引车……但我去南极就是为了登山。”
“你登过很多山吗？”我问。
佩里再次咧嘴笑了，那双蓝色的眸子像在沉思。“1934年夏天，上过麦金莱峰……可不是麦金利山，但南极附近的那座山峰名字跟它很像。还登上过海恩山山脉上几座没有命名的山峰……科学家去那里寻找苔藓和地衣，我将他们安全送达山脊后，便登上了山峰，下山后我再帮他们整理设备。1934年夏天，我爬上了福特山脉的伍德沃德山，后来又征服了雷亚山、库伯山和桑德斯山。从专业角度来看，这些山都提不起我的兴趣。山上到处都是冰雪，还有许多冰隙、冰崖和雪崩。让-克洛德可能会喜欢。”
“让-克洛德又是谁？”我问道，“是伯德探险队中的成员吗？”
佩里先生的眼神之前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中，这时他凝神看着我，笑道：“不，不是。他只是我很久以前认识的一个登山者。凡是跟雪啊、冰啊、冰川啊，或者冰隙有关的东西他都喜欢。对了，我还登上过幽冥山和恐怖山。”
“这最后两座是火山吧。”我是想告诉他，对南极我并不完全是个门外汉，“是以两艘英国船的名字命名的，对吗？”
佩里先生点点头。“是由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在1841年命名的，他也被认为是真正发现南极的人，尽管他们并没正式踏入过南极大陆，‘幽冥’号是他的汽船，而‘恐怖’号则是由罗斯的副指挥官弗兰西斯?克罗泽指挥的。”
我把这些统统记下来，也不知道我这些材料对我正在构思的变异巨型企鹅袭击沙克尔顿南极小屋的那本书有何用途。
“几年后，克罗泽成了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探险队的副指挥官，而‘幽冥’号和‘恐怖’号都迷失在了北方的冰原里。”佩里先生心不在焉地说，像是结束了刚才的回忆。“我说的是英国人的破冰船，”他笑着说，“可不是火山，那两座山仍然在那儿。”
我抬起头。“船沉了吗？我是说‘幽冥’号和‘恐怖’号，几年后沉了吗？”
“比这个可要糟糕，丹。那两艘船完全消失了。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弗朗西斯?莫伊拉?克罗泽还有127名船员。他们本想前往西北航道和加拿大的北边，可所有人都……失踪了。那里的荒岛上留下了一些坟墓和人骨，但至今仍然没有船或者大部分船员的遗体。”
我胡乱地把这些统统记下来。其实我对北极以及与之有关的探险都不感兴趣，但一百多号人和两艘船居然凭空消失了？我叫他重复了克罗泽船长的全名，然后写下来，佩里耐心地将克罗泽的名字拼出来，像是把我当成了小孩。
“总之，”佩里先生说，“因为伯德上将见到我不怎么高兴，可能是他一看到我，便会想起在他那个言过其实的‘高级气象站’，想起因为自己的过失差点儿被一氧化碳毒死，后来还让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的事吧。所以，第二年，也就是我在南极的最后一个冬天，伯德上将并没有让我跟其他人在主基地过冬，而是命令我从三月份到十月份独自待在沙克尔顿在罗伊德角的小屋‘观察企鹅’。”
“应该是说观察已经离开的企鹅。”我说。
“没错。”佩里先生交叉双臂，咯咯地笑起来，我发现他的前臂仍然强壮，上面还有几道青灰色的疤痕，是旧伤了，“但那个时候是秋天，还不是特别冷。我每天都能闻到企鹅群栖地的恶臭。不过，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对你来说那是真真切切的惩罚啊！”我再次对他说，想到这种孤独的滋味，我仍然觉得恐惧，继而转为对伯德卑鄙行为的愤怒，“我说的惩罚可不是指企鹅粪，而是指那种被单独拘禁的滋味。”
佩里只是对我笑了笑。“我挺喜欢的。在沙克尔顿小屋过冬的那几个月，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里又黑又冷，没错……有时候那里非常寒冷，因为那个小屋的保暖设施做得并不好，并不适合一个人居住，小屋到处都是缝隙，在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风真是无孔不入……但感觉很好。我用帆布和沙克尔顿以前的板条箱在门边做了个小房间，这样，我待在里面会感觉暖和一些。虽然有些早晨，睡袋开口处的狼獾皮几乎都会覆盖着一层白霜，但那种体验……不错。真的不错。”
“那年冬天你登过山吗？”我问。话刚一出口我便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些愚蠢。他能在零下六七十度，一片漆黑的环境下爬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