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哲沉默一会儿,说:“还有吗?”

“还有庄副场长的生活补助,原来没他的,因为那时的生活补助只给老农。后来,就是闹过那场风波之后,赖安胜也给他定了五元,和老农们一样待遇。”

“噢――老霍你先回去吧,我考虑一下明天给你答复。你做得很对,既然我当了场长,这些情况是该告诉我。”

老霍如释重负地走了。

如今腰包鼓胀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仅仅每月五元的秘密补助会在知青中闹出一场大风波,但事实确实如此。这场风波是崔振山最先鼓弄出来的。去年秋收过后,有一天颜哲在我宿舍里闲聊,崔振山匆匆闯进来:

“颜哲我告诉你个惊人消息,原来咱农场的18个老农都有秘密补助,每月五元!”

“真的?你从哪儿得的消息?”

“绝对可靠,我从理发员宋三德那儿诈出来的。”

他与宋三德住一个宿舍,昨晚他睡得早,屋里只有宋三德在哼曲剧。另一个老农老初进来,喊:

“三德,老霍喊你去领――”

三德忙咳嗽,指指里屋床上,老初立即噤口,出门走了。崔振山是何等精明的人,从这半句话里就猜到个八啦哗啦地摇晃着玻璃水壶。附近的花鸟市场有塑料的喷水壶,可惜它是塑料的。当然,玻璃的水壶易碎。我宽容卖塑料喷水壶九不离十,也不睡了,坐起来,懒懒地说:

“三德你还给我搞地下党呢,你们那事我早知道了。”

三德硬撑着抵赖:“啥事你知道?”

“就是老农们发秘密补助的事!”

宋三德的心眼毕竟不如崔振山,忙央求道:“振山你咋知道的?可千万不能对外人传,胡场长和赖场长都下过严令的!”

“还用我往外传?好多知青都知道啦,俩月前就知道啦。人家说就是从你嘴里传出来的。”

“我啥时候外传过了?这不是冤枉人么。”

这么三诈两诈,他从三德那儿知道了所有情况。原来对老农的秘密补助从建场半年后就实行了,那时是头任场长老胡在位。建场时来了三十几位老农,没过半年就走了一半。走的都是从“河地”来的,河地即傍河的土地,一般来说河地的土地肥沃,农活相对轻一些,收入也相对高一些,所以河地的老农们都吃不了农场的苦。留下的都是岗地来的老农,也是人心不稳。因为知青农场底子薄,分红实在太低,甚至比农村都不如,但农活强度比农村还重。胡场长为了稳住人心,就定了这么一条秘密政策。

农场和农村一样,一年搞两次分红,即夏季预分红和秋季最终分红。去年夏季分红时,颜哲这样的知青棒劳力都拿的是负数,饭量小的女知青相对好些,但平均也只有二三十元钱。如果老农们每年能拿固定的60元,再加上两季分红(他们都是最高工分,所以分红普遍比知青高),总收入至少是知青的四倍到五倍。这个差别未免太悬殊了,尤其对于颜哲、王全忠、何子建这类挑大梁的知青角色,经过一年锻炼,他们在农活上已经与老农们不相上下。

初听这个消息,颜哲和我都很气愤。不光是金钱上的吃亏,而且这么着欺欺瞒瞒的,也不是一家人的味道。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赖安胜的秘密工资,它相当于知青年收入的十几倍。崔振山怂恿颜哲,咱们不能吃这个哑巴亏,老农的秘密补助从哪儿出?还不是咱知青的血汗!颜哲你威信高,说话份量重,这事你得挑头。

我给颜哲使眼色,让他慎重。颜哲正陷于沉思,没有看到我的眼色。他考虑一会儿说:

“算啦,他们拿就拿吧。老农们家里扔一堆老老小小,不像咱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算啦,每月五块钱,确实算不上多。”

其实全场知青中颜哲在金钱上是最窘迫的。除了他说的那笔不能动用的钱款外,他得不到家庭或亲戚们一分钱的接济。只有我给他一些,但我能给他的很有限,而且他还撑着男子汉的尊严,尽量不用“女人的钱”。下乡以来,颜哲已经把他的生活水平压到了最低线,没有在衣着被褥上花过一分钱。即使如此,也得买牙膏、肥皂这类必需品呀。这两年他算是尝够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苦处,所以,连我也没想到,他在这件事上如此豁达。

崔振山没想到颜哲是这个态度,有点急了:“颜哲你咋这样稀屎?好多知青都说要找场里理论。庄学胥也说,他作为副场长,根本不知道秘密补助这件事。他甚至说了狠话,说胡场长和赖场长太独a道。光线低沉,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三到五层以及第八层楼道口安有小牛奶箱,绿色房子造型,透过自身的孔被大铁钉裁。”

这番鼓动在颜哲这儿起了反作用,他冷冷地说:“那就叫庄副场长出面呗。他甚至不用公开理论,在场部会议上提提就行了。”

“庄学胥说,由于他的身份,他不宜公开出面。他支持大家去提意见。”

颜哲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表示要送客了:“那你去提呗,你提最合适。这个消息是你最先知道的,最有发言权。”

崔振山给呛得愣了一会儿,悻悻地走了。

崔振山没有说动颜哲,但他并没有止步。那几天他在场里到处传播这个消息,很快在知青中闷出一个大火堆,火堆在悄悄地阴燃着,只等一点小风就会燃成明火。那阵儿,平素相处基本融洽的老农和知青之间出现了很深的裂隙,别说崔振山、岑明霞这样的刻薄人了,就连林镜这样豁达开朗的知青,也会笑着挤兑老农们:

“你们得多干点活,你们每月有秘密津贴哩。”

老农们红着脸,不敢再管教知青们。

那阵儿我对古人说的一句话有了深刻理解:衣食足而知礼仪。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在初中的班级里也常常发生一些争吵,像“谁偷了我的红薯”啦,“谁盛饭时净捞稠的”啦。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想想这些争吵都觉得脸红,但在当时,对于饿得前心贴后心的人来说,谁也不觉得它可笑。现在也是这样。每月五元――这个钱数确实不多,但它至少够买牙膏和肥皂,有烟瘾的人可以去买33盒大舞台香烟(一角五分钱一盒),足够打发一个月的烟瘾;黄瞎子可以去买一顶蚊帐,不用拿血肉之躯去喂蚊子了。所以,尽管颜哲和我都没参与进去,更不打算挑头,心里还是同情大伙儿的。

这时胡场长已经“解放”,调到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如果胡场长还在,以他的手腕,大概能把这场闷火消弭于未发之时。但赖安胜这块“青红砖”(北阴土话,大意为愣头青、莽撞、不会处事)却在火堆上浇了一瓢油。那天晚上他召开了全场大会,会上厉声说:

“有人在农场扇阴风点鬼火,这是阶级斗争的苗头!那些想整事的人,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是啥出身?家庭有没有问题?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竟敢反对贫下中农?”

知青们个个阴着脸。奇怪的是,老农们并没有趾高气扬,反倒个个心虚情怯,低着头,不大敢直视知青们。会场静得像座坟墓。散了会,颜哲的好友王全忠直接拐到会计室,找老霍借了一支毛笔、一瓶墨汁和几张纸。老霍太迟钝,啥也没问就给他了。此后大字报出来后,老霍为了这次“丧失阶级立场”,至少是“丧失革却又警觉的问我租这处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是当地民间工艺品厂的业务员,我的职业是积极地在城中寻找合适的商家推介命警惕性”,又被赖安胜骂得狗血淋头。

会场上的沉默推延到了宿舍,老农和知青们都闷声不响地上在青瓦屋顶追逐,或者,已经接近尾声,猫捕获了它的猎物,眼下正挑逗。屋里的人将衣服挂在窗外,巷子中砖瓦紧凑地接着床睡觉,只有王全忠没睡,坐在自个床上打腹稿。等颜哲拿煤油灯烤完臭虫,他要过煤油灯,趴在床上刷刷地写大字报。班长老肖看出苗头不对,在床上几次抬头看他,但一直没说话。颜哲下床,看了看已经写出来的大字报标题:

“同工不同酬,合理不合理?”

王全忠平素属于闷葫芦一类人,从不惹事的,在这次风波中也不是积极参与者。但泥人也有土性儿,而且说不准啥时候发作。颜哲说:

“全忠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王全忠笑着说:“不行,已经箭在弦上。”

颜哲叹口气,没有再劝,钻到蚊帐里睡了。当然他没睡着,睁眼盯着蚊帐顶,直到那边写完大字报,熄了灯。

第二天这份大字报贴到食堂门口,全农场一下子炸了锅。赖安胜听说后赶紧跑来,他的文化水儿刚够看懂这份大字报,看后脸色青白。大字报的上纲上线比赖安胜昨晚的虚声恫吓有力得多了,说这项秘密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人为地挑起老农和知青的矛盾,直接破坏了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王全忠经过文0均匀分配,中间的社区相对密集,是嘈杂的闹市。如果有时间,哪怕你走马观花也能淘到一些像样的玩意,我就常去逛,这是革阵仗、办过红卫兵小报,搞这一套自然是牛刀小试,远非赖安胜能比。何况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本身就是不敢公诸于天日的事,如果半捂半盖的,场长的权势还能起一些震慑作用,一旦公开,那些作用就完全失效。

知青们的情绪已经沸腾,显然是捂不住了。赖安胜这才知道要当场长,自己的手腕还远远不行,只能找老胡求救。他没有多停,立即到牛把式郜祥富那儿要了一匹马。农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没有拖拉机,没有自行车。只有两匹马,是老郜的心尖尖,平时决不让人骑的。这会儿场长来要,不能不给,他心疼地追着赖安胜喊:

“赖场长你小心点,别跑得太快!”

赖安胜没有理他,甩一下马鞭,得得地离开农场到公社去了。

他在胡场长(现在是胡主任)那儿面领了机宜,下午回来,立即召集所有老农到库房,把门关得紧紧地开了半天会,连副场长庄学胥都没有让参加。老农开会时知青都没有下地干活,而是在场里漫无目的地闲转着,实际上都在盯着库房里的动静,农场上空聚着高能电荷,马上就会有一场电闪雷鸣。紧接着召开全场大会。老农们都沉默着,知青们则紧张地等待着,看赖安胜以及公社领导们对这张大字报会采取什么严厉处罚。我注意地看看王全忠,他脸色苍白,但努力保持镇静,就像一个殉道者。

赖安胜开始讲话了,谁也没有料到他这次是采取哀兵战略,肯定是胡主任为他支的招。平时他一讲话就是“东风吹战鼓擂”这类政治套话,但今天只是很平实地说: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是胡场长在位时定的,确实不合理,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老农们响应党的号召,离开老婆孩子来这儿办农场,他们都愿意和知青们一块儿吃苦,一块儿不拿分红,但是老婆孩子咋办?

下面的知青们开始嗡嗡起来,有人小声说:

“那我们咋办?知青就不是人?俺们连顶蚊帐都买不起。”

赖安胜装着没有听见下面的议论,继续说:这项补助只是暂时的,等农场办好了,每人都会像国家干部那样领工资,那时候肯定就没有秘密补助了。

嗡嗡声更大了。谁都知道,他画的是一个空的大饼,永远吃不到嘴的。赖安胜的话风忽然急转直下:

“情况我都说清了,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知青们有意见也是合理的。胡主任托我向大家检查,感谢知青们尤其是王全忠同志的意见。我代表农场宣布,这项补助从今天起取消!大家还有意见没?没有就散会。”

他立即走了,老农们也陆续走了,剩下知青们还在你看我、我看你的发愣。他们积聚了十几天的劲头,忽然失去了受力的对象。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一场胜利吧,知青们兴高采烈了两天。但高兴劲儿很快就没了。这不奇怪,只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就能说清。老农们的秘密补助取消了,但知青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最多只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平衡。当然,年底分红时知青们将会多分一点,但也很有限。18个老农每年多拿的60元钱,平均分到86名场员头上,每人不足12元。能多12元当然是好事,但似乎也值不得为此欢欣鼓舞,何况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画上的烧饼。

知青们很快忘了这场胜利,但老农们却绝不会忘记这场失败,因为他们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每月少了五元,不啻是割去一块儿心头肉。此后农场的风向变了,在这项秘密补助刚被捅出来时,老农对知青心虚情怯;现在风向则正好反过来,老农们个个脸色阴沉,眼睛中闷燃着怒火。

千夫所指的第一个对象当然是王全忠。一班长老肖是个好人,平素对知青们知疼知热的,但自此之后他总是阴着脸。他倒是没给王全忠穿小鞋,但不再理他。有一天晚上,干罢农活,我和老肖把牛牵到郜祥富那儿,三人站着聊了一会儿。这时王全忠从牛屋门口经过,老肖取下嘴里的旱烟袋指指他的背影,简短地说:

“这是个是非人。”

郜祥富点点头。

我和两个老农关系都很好,他们说话一点儿不避我。我想,以老肖和郜叔叔的为人,这恐怕是老农们之中对王全忠最厚道的评价了。那时我想到,人的“善”德,像正义感、公正等,是有限度的,要看某件事是否触犯你的切身利益。

勒在王全忠脖子上的绞索缓慢地勒紧了。

颜哲对我分析,这段时间内的政治操作肯定是胡主任在遥控,因为赖安胜去公社的频次增多了,广播线路拨到电话档的时间也明显增多,甚至有时在官定的新闻连播时间里喇叭也不响,可能是赖安胜正同公社通话,或者通话后忘了拨回广播档。而且――颜哲轻蔑地说:

“赖安胜是属驴的,凭他本人的能耐,想不出这些高招。”

一个高招就是频繁召开老农联席会议,对“再教育过程中知青的表现”作出评议。颜哲和王全忠都对自己的智力比较自负,但这次该他们佩服胡主任了,因为这项评议完全符合政治方向,谁也不敢说它是老农对知青的报复。而且,这些评议是先从外围开始,评了崔振山、陈江、纪科这些参加过大字报风波、又有些小毛病的人,至今没有触及王全忠本人。对知青的评议也相对公允,既指出被评议人下乡后的进步,也指出他们的不足,比如崔振山干活奸滑、拉稍时稍绳老是松垂、爱占小便宜、晒场时偷吃粮库中的芝麻,等等。这些缺点人所共知,只是没人把它摆到台面上。如今一摆出来,把崔振山弄得灰溜溜的,在人群中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个最高明的招数是,场里公开声明,这些评议意见将保存到档案里,“如果将来对知青招工,它们将是重要的参考意见。”这是很罕见的,因为那时在公开层面一直强调“知青扎根农村”,虽然下边风传着马上就要开始招工,而且那也是知青最迫切的愿望,但在公开场合从来不会提它的。所以,这次罕见的公开声明立即在知青中激起极大的心理波动――也许咱们的盼望真的快要实现了?

王全忠在农场里成了孤家寡人,就像颜哲在文0均匀分配,中间的社区相对密集,是嘈杂的闹市。如果有时间,哪怕你走马观花也能淘到一些像样的玩意,我就常去逛,这是革前期被孤立那样。老农们不理他,知青们躲着他,包括当时曾怂恿他、曾把他当成英雄的人。只有颜哲对他一如既往,甚至比过去更亲密一些。吃饭时他总是和王全忠蹲在一块儿,边吃边笑嘻嘻地说着闲话。刷碗时喊上我:

“秋云,我和全忠推水车,你去刷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