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果然不幸而言中，孙小小次年招工回城，那年她还不足16岁，很快变成一个纵欲无度的淫妇，情人是论打计算的。直到20年后，那时她改名叫孙肖晓，是市骨科医院的护士长，和第三任丈夫离了婚，仍每天去他家住，影响很坏。我那时和她基本没有来往，有一天在街上偶然遇上她，扯了一会儿闲话。那年她大概有三十七八岁，总的说来漂亮的“硬件”还在，大眼睛，白晰的皮肤，胸脯丰满，两个迷人的酒涡，身段也保持得不错。但当年少女的光艳是永远失去了，只能靠粉底和眉影来弥补了。她的穿衣相当新潮，迷你裙，露肩的T恤，这在当时的北阴都是为天下先的。但我总觉得她和真正的年轻姑娘不同，那些新苗是从新时代中长出来的，骨子里都带着新潮；而孙肖晓却是在努力追逐一个不属于她的时代，有点悲剧性。
闲谈中，鉴于往日的友情，我把那些街谈巷议告诉了她，也委婉地劝了几句。孙小小非常真诚地、坦率地、理直气壮地说：
“云姐你不知道内情。那个不要脸东西和我离婚之前提的有条件哩，非要我答应，离婚后再陪他睡100次。当时我为了能痛快离，只有答应了。我现在是数着指头去他家的，只要睡够100次立马就走，一回便宜也不让他占！”
我唯有叹气，不再劝她了。那时有一个随意的想法，单是因为孙小小这一生的堕落，赖安胜就死得不屈。
第二天晚上和颜哲幽会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颜哲顿时勃然大怒，发怒的原因和我一样：不光是因为赖安胜诱奸女知青，更因为他做事之嚣张。颜哲甚至骂了粗话，而他过去是从不骂粗话的：
“我操他妈！禽兽不如的东西，色胆包天，太不把知青当人了！我明天就去县里去告他，县里告不倒我去地区，去省里！”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已经经过一天的沉淀，所以比他冷静一些。我说：
“我不反对你告，但是得慎重。这种事岑明霞绝不会承认的，孙小小这种见证人也十分靠不住，年纪太小，又缺心眼，不定让赖安胜怎么一唬就唬住了。弄不好赖安胜会反咬一口，说你陷害革个人的职业习惯。巷子里叶子葱翠，老屋子年久失修，多是低矮红砖房，好些房子里还用着原始的马桶，属于简易的痰盂，我命领导干部。”我又说，“你告还不如我告呢，至少我的出身比你硬，再说孙小小是对我说的。”
我的话让他冷静下来，他想了想，摇摇头说：
“你不能出面。一个姑娘家绝不能和这种事搅和在一起。”
他说得也有理。姑娘家和这种事搅在一起，身上再干净也会被泼上一身污秽。最后我们商定，先不去告，暗地里收集证据，等有把握了再说。这会儿听庄学胥拎出我们的密语，我十分吃惊，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话我从没告诉过第三者，想来颜哲也不会说。我忽然想到：既然庄学胥今天能悄悄来到我们身边而不被觉察，也许那天他也来了，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又向赖安胜告发？也许他一直在跟踪我，贴近我们俩的身边，用阴森的目光，看他心仪的姑娘咋和另一个男人“亲热”？我在心中再次仔细地捋一遍，确信这个推理有八成是对的。这让我止不住心中发颤――不光是因为对这件事的恐惧（太可怕了，如果我和颜哲在这儿亲热时，一直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们？！），而且是对人性的恐惧。如果庄学胥真的干了这些事（跟稍、偷猫鼠在青瓦屋顶追逐，或者，已经接近尾声，猫捕获了它的猎物，眼下正挑逗。屋里的人将衣服挂在窗外，巷子中砖瓦紧凑地窥和告密），那这人就太可怕了。
但为什么他又跑来为我们通风报信？我没来得及继续想下去，因为庄学胥紧接着撂出一个惊人的消息：
“赖安胜已经知道颜哲要告他，他打算‘做掉’颜哲以除去后患！凶手都找好了，是咱场的陈得财和陈秀宽。”
我俩大吃一惊。不过虽然震惊，我们打心眼里不信。赖安胜确实是个坏种，说他干啥坏事我们都信，但这么公然策划杀人未免太离谱。就是有这个阴谋，也不会轻易让庄学胥知道吧。也许这只是庄学胥的阴谋，他想挑起颜哲和赖安胜拼命，好从中渔利……庄学胥显然深知我们的思路，断喝一声：
“你们以为他不敢！别迂了！你们只用想想，如果奸污知青的事捅出来，他会得到啥下场，就知道他敢不敢干了！”
我俩一惊，立时悟到庄学胥的话是对的。据说赖安胜已经在农场里弄了两三个女知青当相好，从岑明霞这件事看来，那些传言不会有假。如果全都坐实，那他至少是10年徒刑，如果撞上“严打”，挨枪子儿也是可能的。“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他为了保住场长的宝座，为了避免坐牢甚至挨枪子儿的下场，以他的六分流气四分霸气，当然会毫无顾忌地铤而走险，反正他没有更多东西可以失去了。
我和颜哲确实是书呆子，即使在运用智谋策划政治战争时，也不由自主地按“羊”的思路，而不会体悟到“狼”的想法。而庄学胥显然是深谙“狼”道的。
他看看我俩的表情，知道他的话已经正中10环，便不欲多停，说：
“反正我已经尽心啦，信不信由你们。颜哲你好自为之吧。”
他转身要离开，颜哲问了一句：“庄学胥，能问问你这样做的动机吗？”
庄学胥对这个问题显然早有准备，冷冷地说：“赖安胜是个不知死活的驴种，杀人这种事也敢干？总归会露馅的，早早晚晚罢了，我才不会陪着他跳火坑。再说，咱们毕竟是老街坊老同学，我不想让你不明不白地送命。”
我和颜哲对视一眼，心照不宣。我俩不大相信他说的后一个原因。理由很简单：如果他透露的消息是确实的，那他很可能先做了告密者，否则赖安胜不会这么信任他，甚至让他参与、至少是风闻了杀人预谋。他肯定是先告了密，见赖安胜决定杀人，又怕了，所以拐回头向我们泄密。这样，即使那桩凶杀案被揭开，他也没有责任了。
按说，听他通报了这么重要的消息，我们该向他致谢的，但因为这样的心理，我实在不愿意、也最终没把“谢”字说出口。庄学胥对颜哲说：
“不过，赖安胜的事拿不到真凭实据之前，我不会出头为你做证人的。我把话说前头，到时候你别烦我。”
颜哲说：“对，你不会为我火中取栗的。等我把赖安胜告倒，你就可以安安稳稳做场长了。”
庄学胥没有说话，匆匆离开。
我俩开始认真思索面临的危险，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已经真真切切地悬在头顶了。也许，两个凶手这会儿已经潜伏在四周？颜哲说不会，你不用草木皆兵。但我宁可小心一些。我不敢在这儿多停，拉着颜哲，在蓖麻丛的掩护下，悄悄转移到一个新地方。确认周围没人潜伏后，我急迫地说：
“先不管庄学胥是什么动机，我相信他说的消息是真的。咱们不能坐以待毙。颜哲，你继续呆在农场太危险，谁知道姓赖的啥时候下手？防不胜防。我想咱们干脆破釜沉舟，到县里去告他。只要把这件事公开，他就不敢再对你下手。”
颜哲摇摇头：“你昨天说的话是对的。这泡脓还没熟透，不能硬挤。咱一定得拿到真凭实据。否则，如果庄学胥不认帐，孙小小又被吓住哄住，那咱们就输了，反倒落个陷害革个人的职业习惯。巷子里叶子葱翠，老屋子年久失修，多是低矮红砖房，好些房子里还用着原始的马桶，属于简易的痰盂，我命领导干部的罪名。”
“我也考虑到这种可能，那就实行第二个办法：你告病假，回家躲几个月，或者干脆躲到我亲戚家，我姑家在湖北省襄阳，离这儿不远。我想赖安胜再凶横，也不过能在农场一手遮天，总不至于把手伸到外省吧。等这泡脓熟透、有人出来作证时，你再回来，那时就安全了。”
颜哲摇头：“这样未免太怯弱了。是他干了犯法的事，又不是咱们。”
“那你说，该咋办？”
颜哲认真思考着，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在月光下紧紧地盯着他的面庞。他的表情忽然有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似乎某个困扰多时的问题忽然得到解决，脸上也绽出轻松的笑容。他说：
“秋云我有办法了，也许这是天赐的机会，让我完成早就想干的一件大事。我有办法了，绝对可靠的办法。至于详情我暂时不能向你透露，你只管放心吧。”
他这番话让我充满狐疑，不禁想起他早先曾说过的：他保存着父母留下的一大笔钱，要办一件“大事”。我原以为，他所说的“大事”是不确指的，只是对今后的一种预备。但从这会儿的话意来看，这件大事是具体的，是早有腹案的。我生气地说：
“你不告我详情，我咋能放心？这是生死大事，你别这么吊而郎当的！”
颜哲笑着：“秋云你别问，该说的时候，我肯定会第一个告诉你。”
“不行！你至少得告诉我个大概。”
颜哲犹豫片刻：“那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启用我爸留下的一个宝贝，专门对付赖安胜这类坏种的，绝对有效。可惜我爸没来得及用。”
说起父亲，他的情绪有一刹那的黯然，而我也突然联想到颜哲说过的话：颜伯伯在三年困难时一直不动用一笔钱财，说是要“干一件大事”。他们父子两个所指的“大事”是不是一回事？想到这儿，我对颜家父子忽然有了神秘感。这种神秘感在我初见颜家时就有，后来慢慢淡化，但这会儿又悄悄复活了。颜哲已经走出刚才的黯然，说：
“你放心吧，真的尽管放心，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何况，”他一把搂住我，在我耳边轻笑道，“你还没有为我生儿育女呢，我咋舍得扔下你，一个人先走？”
他的笑声中有发自内心的轻松，让我也变轻松了。我骂他：
“不要鼻子座（脸）的东西。这个紧要当口，还惦记着说风话。”
然后我们回去。他的轻松有效地安抚了我的焦灼――不，他不光是轻松，这个词尚不足以形容他的变化。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只彩色的蝴蝶从原来的蛹壳中破壳而出，一只凤凰在火中涅盘（下边应为木）。他显然在那个刹那间下定了决心，今后要为新的目的而活了。我不由想起，文a我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革中他父母双双自杀后他几乎崩溃，一年后才“死而复生”。当时我和我爹妈的劝慰起了很大作用，但也许并不是主要作用。因为，在他精神接近崩溃时，我曾听他不住地念叨：要干大事，爸爸交给我的大事。那时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意，现在看来，也许这才是他走出精神崩溃的主要动力吧。
我有点惊疑地偷眼看着这个新的颜哲，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他。
我们在场门口分手，他笑着再次让我放心，然后各自回宿舍。但我根本没有回去。短暂的轻松之后，焦灼很快回潮了。我并不是不相信他的能力，虽然他因惯于“君子之道”而难免天真，但他有足够的聪明，如果横下心来玩诡计，绝不会输于赖安胜那样的驴种。而且依我观察，他平素并不是行事莽撞的人，在这样的大事上不至于心中没底吧。但不管怎样，我的担心仍不能完全消除。颜哲是把希望寄托在颜伯伯留下的“宝贝”上，那无疑是一种科学发明，但经过文a我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革的人都很清楚，“科学”或“理性”在与政治作对时，是决不会取胜的。眼前就有强有力的例证――颜伯伯就失败了，他的宝贝并没能保住夫妻俩的性命。
等颜哲走远，我犹豫片刻后，悄悄在后边跟着他。我决定今晚躲在他的住室外边，为他站岗，保护他。这是很幼稚的决定，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我哪能把他每时每刻罩在我的视野里。但至少在想出更好的办法前，我要尽自己的力量。颜哲回屋，点亮带罩子的煤油灯，举着罩子灯上到床上，钻到蚊帐里，开始他每晚的例行工作――烤臭虫。说来颜哲毕竟是“落难王孙”（我妈的话），虽然家境变坏后也很能吃苦，但在一些生活细节处仍然比不上我们这些从小吃苦的人。比如，他非常怕蚊子叮臭虫咬，天再热，也要钻蚊帐里，把蚊帐掖得严严实实。但蚊帐能挡住蚊子可挡不住臭虫，各个宿舍里臭虫多得抱团，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即使在稿荐上撒满六六六粉也不济事，才下乡那阵儿，颜哲被它们折磨得要发疯。
颜哲有一个好友王全忠，上高中时同届；文a我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革时在一块儿办《红旗》报，这张报纸在当时北阴地区群众组织中颇负盛名；下乡时下到一个农场一个班，都是拿十分的棒劳力，而且同住一个宿舍。全忠是蒙族，实际上他这个蒙族早被彻底汉化了，他本人在履历表上一直填的是汉族，一直到高中时，统0着淅淅沥沥的水滴。“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种子说我要发芽，我要发芽。”记得初来时，我在小巷中穿行，寻找这稚嫩的朗读战部通知，凡在西峡县重阳地区姓王的都是蒙族，是元末“八月十五杀鞑子”时逃到西峡山中的，此后他才改了履历。不过，我和颜哲发现他身上确实有蒙古人的强悍基因，不光是指他的阔脸和塌鼻子，主要是指他身大力沉，耐力好韧性足，而且对蚊叮虫咬有极强的耐受力。他与颜哲床头对床头，老是奇怪地问颜哲：
“臭虫咋光找你，不来找我？我床上从来没臭虫。”
颜哲也觉得非常奇怪啊。但有一天他偶然掀开王全忠的席角，一下子出了一身鸡皮疙瘩――苇席的四角都有个折边，折边的凹处趴满了臭虫，整整趴了一层，四个折角处加起来，怕没有上百只！这些臭虫当然不是吃素的，但这个蒙古鞑子皮厚肉糙，竟然从来没有感觉。
细皮嫩肉的颜哲就没这份功力，幸亏他善于动脑，很快找到了治臭虫的有效办法，原来臭虫的习性并不是喜欢呆在阴暗隐蔽处，它们也是“努力向上”的，只要你白天不把蚊帐撩起来，它们就会顺着蚊帐悄悄往上爬，然后老老实实聚集在蚊帐四个角落处。每晚睡觉前，只需用带罩子的煤油灯去烤蚊帐角，被烤焦的臭虫噼噼拍拍地落到灯罩里，每晚都能逮二三十个。说来臭虫的繁殖力实在惊人，每晚消灭二三十个并不能让颜哲床上的臭虫断根，只是能保证臭虫的数量足够少，使他这个晚上基本上能睡安稳。颜哲在向我吹嘘他的发明时说，这是他和臭虫之间的“动态的恐怖平衡”。
这会儿他在细心地烤臭虫，金黄色的灯光映得他的脸庞亮堂堂的，就像浮在黑暗背景上的一座黄金头像，显得特别纯洁和安详。他神色明朗，甚至有心思轻声哼着歌。我侧耳听听，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歌声伴着屋里众人粗粗细细的鼾声。我在窗外的黑影中悄悄观察着，看来他确实胸有成竹，没把庄学胥送来的死亡威胁放在心上。这让我多少放心一些。
颜哲熄了灯，睡了。我继续留在黑影里为他站岗。颜哲很快睡熟了，这从他一动不动的睡姿可以判断，他绝对想不到，一个姑娘正为他“风露立中霄”吧。外边的蚊子太厉害了，连我这个素来不怕蚊叮的人也受不住，露在衣服外的胳膊和小腿被咬得火烧火燎。我考虑是否回屋去穿上长衣服，回头一看，发现篮球架上有一座门板，那是与颜哲同班的男知青黄瞎子建起的避蚊台。黄瞎子是个一千度的近视眼，家境最困难，连四五元钱的蚊帐都买不起，只能拼上血肉之躯任由蚊子叮咬。他曾在一年中连发13场“老犍”（北阴土话，指疟疾），创下农场最高纪录。多少年后我曾把这事聊给一个医生，他坚决不相信一个人一年能发13场疟疾，说光是高烧也把人烧毁了！我说这事儿千真万确，建议他不妨去找黄瞎子进行研究，说不定能搞出什么医学发现。
有天晚上黄瞎子被咬得实在受不住了，情急智生，便把宿舍门板卸下来，吊到篮球架顶部，用绳子捆牢，再把自己捆在门板上睡觉。因为高处风大，蚊子少一些，可以睡个安生觉。第二天大伙看到他的业绩，个个啧啧称赞。这么个一千度近视的瞎子，深更半夜，凭一人之力，把门板吊到那么高的地方，真难为他能办到！林镜一本正经地说，这件事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一句成语：狗急跳墙。
黄瞎子这些天出河工，没有在农场。我想不如躲到他的避蚊台上，既可以避蚊子，也能居高临下地观察。作为姑娘家，长时间守候在男宿舍外面，若被人撞见很难为情的。于是我悄悄回宿舍拿一条被单，把单子裹到腰间，手足并用地爬到避蚊台上。黄瞎子用来捆身体的绳子还在，我小心地把自己捆好，万一睡着后一翻身摔下去，那就麻烦了。再裹上被单。这儿蚊子确实比较少，又凉快，简直是天堂了。我开始朦朦胧胧进入浅睡，每隔几分钟就醒一次，观察完四周的动静，再接着入睡。
轻薄的白云在月亮周围游荡，头顶的天河悄悄地缓缓地转动着。眼皮越来越涩。我揉揉眼睛，忽然看见了颜伯伯夫妇，他俩在空中飘飘荡荡地向我靠近。我在心中对自己解释，颜伯伯他俩会飞一点也不奇怪，他们已经是鬼魂了。他们悲伤地说：秋云，我俩已经死了，以后全靠你保护哲儿了。我看见他们浑身血迹，难过地说：你们放心吧，庄学胥已经把消息捅给我们，我们已经有准备了。袁阿姨惊问：庄学胥？可不能相信这个人。颜伯伯制止住妻子，说：不能这样说，文a我阳台盆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革前他也是个好孩子啊。袁阿姨摇摇头，指指我的身后说：好孩子？那他这会儿为啥偷偷把哲儿和秋云捆起来？
我恍然回头，原来颜哲不知道啥时候来了，就睡在我背后，紧紧地挨着我；庄学胥也来了，正偷偷用绳子把我俩捆在床上。我急忙推颜哲醒来，同时用力想挣开绳子。但绳子捆得很死，颜哲也一直熟睡不醒。这时，我看见赖安胜拎着一把刀悄悄向我们逼近。我急得大叫，却喊不出声音。半空中的颜伯伯和袁阿姨也急疯了，像蝙蝠一样绕着我们狂飞，他们手腕脉管处流出的鲜血化作满天血雨……
我从噩梦中惊醒，满头冷汗。周围当然是空无一人，没有颜哲，没有他的父母，也没有阴险的庄学胥和赖安胜。只有我身上捆的身子是真的，没有这条救命绳，说不定我已经在噩梦中摔下去了。可能怪我睡前把自己捆得太紧，引发了这场噩梦。
但这个梦彻底赶走了我的睡意，也毁了我的心绪。我把那根绳稍松一些，坐起来发愣，心绪十分阴郁。月亮落山了，世界浸泡在黑暗中。黑暗悄悄涌动着，无边无际。农场睡熟了，远处的乡庄也都睡熟了，天地间没有一丝灯光，没有一点人世间的声音，连狗吠也没有，似乎这儿已经被文明世界彻底抛弃。刚才我在梦中看到了久违的颜家夫妇，他们血迹斑斑的身体一直在我眼前晃动。他们并没有怪罪我，他们放心地把儿子托给我来保护。但我苦涩地想，也许颜伯伯和袁阿姨的死，都和我有关啊。这是我深藏心中的罪孽，我甚至没对颜哲说过。
4 罪
中国作家中至今没有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算高行健），真该集体自裁以谢国人，因为近半个世纪来，中国人的经历之丰富，没有哪个国家能赶得上。1958年那些忘我劳动的蚂蚁，到1960年变成了饥饿的、只剩下觅食本能的蚂蚁；1962年后刚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到1966年，又变成了互相撕咬的蚂蚁――不，这时再用这样的比喻就太糟蹋蚂蚁了。蚂蚁世界也有战争，但只限于族群之间的战争，没有哪种蚂蚁会在自己窝里撕咬的。
1966年6月6号，星期一，北阴市一高中高三丙班的数学课代表颜哲去教研室领作业，因为毕业考试已经结束，要正式开始高考复习了。不过他没有领到作业。教研室已经接到学校的通知，要先搞文化大革相对密集，是嘈杂的闹市。如果有时间，哪怕你走马观花也能淘到一些像样的玩意，我就常去逛，这是个人的职业习惯。巷子命，为期两个星期。那天，高一学生的我也去教研室领作业，听见颜哲哥哥正大惑不解地说：
“两个星期？可是一个月后就要高考了！”
那时，没有人料到这个啥子“文化大革相对密集，是嘈杂的闹市。如果有时间，哪怕你走马观花也能淘到一些像样的玩意，我就常去逛，这是个人的职业习惯。巷子命”会延长到两个月，然后是两年，然后是十年。而且对绝大数人来说，耽误的是整整一生。
那天我和颜哲一块儿从教研室出去，路上我笑着问他：文化大革相对密集，是嘈杂的闹市。如果有时间，哪怕你走马观花也能淘到一些像样的玩意，我就常去逛，这是个人的职业习惯。巷子命是干啥的？是不是不让看旧戏了？这下子你爸妈可惨啦，再看不成“定军山”、“祭风台”啦。正说话间碰到来上班的颜伯伯。他的消息比较闭塞，是从我们嘴里才听到这个消息。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他的目光“刷拉”一下变暗了，那是对于未来噩运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就像手指被烙后，在大脑反应之前就会下意识地缩手。他勉强笑笑，和我们分手，听见他低声叹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