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伯伯说的另一点知识我印象特别深,因为说到这儿时颜伯伯相当动情,用力做着手势,声音也提高了。他说:蚂蚁可是利他主义的典范!没有一只蚂蚁有私心,一点私心也没有。

他说,比如南美的行军蚁,当碰到酷暑烈日时,它们会抱成一个大团,强壮的工蚁在最外边,里边是幼蚁和蚁后。烈日会把外层的行军蚁晒焦,但它们以身体作屏障保护了内层的同族。等天气凉爽后蚁团松开,继续行军,而牺牲者就甘愿化为泥土。再比如一种蜜桶蚁,它们吃饱食物后身体胀大,然后倒悬在蚁穴的天花板上,等劳动的工蚁饿了,过来拍拍它的尾部,它们就分泌出食物来喂食。所以,它们的一生实际只是作为一种器皿,是活的蜜桶或冰箱,但它们任劳任怨,毫无怨言。

这些知识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太新鲜了。我爹听得连连点头,说:

“真的,虫蚁里边也有这么大学问,颜先生你不愧是读书人。小云子,以后多来颜伯伯家听他唠嗑,能长学问。”他笑着对颜伯伯说,“我家小云子生错地方了,该生到你们这样的读书人家里。我看她天生是读书人的秉性。”

我爹是个粗人,可是看事常常入木三分。的确,我从小就和邻家的孩子不同,我爱看着花草虫蚁发愣,惊叹老天爷咋能造出这样精致的东西。我喜欢大自然的景观,冬天的白雪让我心地空灵,春天的嫩苞让我生出盎然春意,夏天的彩云让我情绪昂扬,甚至从五六岁起我就能感到萧瑟的秋意,常常对着满地打旋的黄叶伤情。夸大一点说,在孩提时代,我的心是与天地相通的,只是这种特异禀性随年龄而逐渐失去了。

颜伯伯说:“欢迎你们都常来玩。关于蚂蚁的知识,我家小哲知道的不少,你们问他就行。”

我高兴地拉着颜哲的手说:“小哲哥哥,以后和我们玩,讲蚂蚁的故事,行不?”

颜哲笑着点头,用标准的北京话,很平和很自信地说:“没问题,蚂蚁的知识我确实知道一些,都是从我爸这儿学的。”

颜伯伯说:“那好,你们去玩吧。”

大人们进屋去摆放家具,颜哲又接着对新伙伴们讲了很多蚂蚁的知识,比如说蚁后能生出受精卵(双倍体),孵化后是工蚁;也能生出不受精卵(单倍体),孵化后成雄蚁。等等,让俺们佩服得了不得。不过我也让他知道了我的“厉害”。我拿刚才问学胥哥的老问题问他:蚂蚁侦察兵咋识路,咋知道一条大青虫需要多少“人”来拉,它回窝后咋能向“别人”说清楚这次应该多少“人”去。颜哲给窘住了,老老实实地说:

“我不知道。蚂蚁认路肯定是因为信息素,它们顺着来时留下的信息素就能回去。至于咋通知蚁巢去多少人,应该也是利用信息素吧,信息素释放多一些就表示要多去人。但这只是我的猜想,书上没有这样的知识。”

学胥哥得意地大声说:“你不是说,蚂蚁的知识你全知道吗?”

他这明显是当面篡改,因为颜哲哥刚才只说过“蚂蚁的知识我确实知道一些”,从没说过“全知道”。但颜哲没有在这点上辩解,很窘迫地思索一会儿,说:

“我只知道,蜜蜂发现蜜源后,是用圆圈舞通知巢中的其它工蜂,它舞动时的圆圈大小和强度就表示蜜源的远近和大小。至于蚂蚁是不是利用信息素来发通知,好像还没一个科学家研究出来。小云你真不简单,能问出这样难的问题。”

颜哲哥哥的夸奖让我很得意。晚上颜哲领我到他家,拿这个问题问了爸爸,颜伯伯竟然也不知道。颜伯伯说他以后会进行研究。“可惜我没有合适的仪器,能在不影响蚂蚁活动的情况下观察蚁巢内的情况。我想办法吧。”他说。

不过,这项研究大概没能进行,因为随之就是大跃进,顾不上这些脱离现实的研究了。然后――随之就是三年困难,再接着就是文化大革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干果。住在命。

那年是1958年,大跃进的年头,激情洋溢的时代。全民吃食堂,吃饭不要钱。提前迈入共0、纸伞、绢扇、琉璃花瓶。厂里的集体宿舍人满为患,后来的人无处容身,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产主义。小麦亩产5万斤,水稻亩产10万斤。全民大炼钢铁,苦干15年,超英压美学苏联。各家各户的铁锅都砸了,大门上的门钌铞、衣箱上的吊扣和箱子铁皮护角都被撬下来,交公家去炼铁。各小学的操场上都建了土高炉,平素不大为人看重的小学“自然”课老师这会儿成了学校的灵魂人物,因为形势逼得他们个个成了土高炉的设计师、建造师兼炼钢技师。《中国少年报》上满怀激情地报道过一则最大胆的创举,它一直镌刻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有一个小学生用黄泥巴捏出一座小高炉,趴到地下,用嘴巴当鼓风机,竟然也炼出了钢铁。

大炼钢铁运动在北阴有一个独特的表现。北阴得天独厚,城南有白河流过。白河从山中流出时肯定经过某个铁矿,所以两岸的沙滩下有一层一层的铁砂。把铁砂挖出来,平铺在带坡度的沙滩上,撩起河水冲啊冲啊,较轻的沙子被冲走,较重的铁砂被提纯,从坡面上轻轻刮下来,就可用做炼铁的原料。北阴掀起了全民淘铁沙的热潮,我们的小学自然也参加了。颜伯伯和袁阿姨刚到北阴一高中报到,颜伯伯教生物,袁阿姨教俄语,实际上她是教英语的,但按照国家统一规划,一高中只设俄语课,只好改行。这会儿他们尚未正式上班,就随我们小学一块去了。

几百个小学生在队旗的指引下,迎着灼人的朝阳,意气风发地来到白河边。越过陡峭的小寨门,朝下望去,天哪,河边已经来了这么多人!一条白水静静地淌过,两侧沙滩上,成千上万的人忙忙碌碌,熙熙攘攘,活像庞大的蚁群在拉一条白色的大青虫。虽然还是早上,但在炎日下大多数男人都脱着光膀子,甚至很多像我这样的低年级小女孩也脱了上衣。所以打眼望去,满眼尽是晒得冒油的黄色嵴梁,如果说人群像蚂蚁,那就是黄蚂蚁了。

颜伯伯不愧是有学问人,在淘铁砂这种事上也能表现出来。他不像普通人那样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干,而是先在附近转一圈,把我、颜哲、庄学胥和袁阿姨领到一个洄水湾处,说:

“来,咱们在这儿挖个坑试试,这个是洄水处,估计铁砂沉积较多。”

果然,几锨下去,挖出一个厚厚的黑砂层,足有四指厚。这给以后的淘洗工作省了大劲儿。很快有人发现了我们的财富,两个男人跑过来,看着我们铺在斜坡上的黑亮亮的铁砂,十分眼红,嘀咕着:

“你们咋恁有运气哩。”

我高兴地说:“不是运气,是我颜伯伯长有‘看宝眼’!”

那两人走了。学胥哥比较贼,远远盯着他们,发现他俩回去后正在跟同伴们嘀咕,然后开始收拢家什,看样子是想往这一带凑。学胥哥忙问:

“颜伯伯,这个富矿大概有多大范围?”

颜伯伯没弄清他问这个问题是什么目的,大致对他指了指,学胥哥赶忙在富矿的周围划了边界线,又到沙滩上折了一堆柳条,沿边界线插上。等那伙人过来,国境线已经建好了,他们当然知道这些界线是啥意思,只好在线外止步,但又不死心,尴尬地看着我们。一直在弯腰泼水的颜伯伯刚才没发现庄学胥的跑马占地,这会儿瞥见这一幕,忙走过来,拔掉了作篱笆用的柳条,笑着说:

“来吧,来挖吧――都是为了1200万,还分啥你我?”

1200万吨是那年全国的钢铁指标,后来减为1070万。那群人高兴了,乐哈哈地笑着,在我们旁边扎好阵地,大干起来,当然最富饶的那块矿层还是留给我们了。学胥哥起初有点不乐意,不过没再坚持,大概他事后想想也觉得自己不对。本来嘛,所有人都是为了同样的目标,而且这些劳动都是义务的、无偿的,即使哪个小组淘的铁沙再多,也不会得到一分钱报酬。既然如此,在“共0、纸伞、绢扇、琉璃花瓶。厂里的集体宿舍人满为患,后来的人无处容身,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产主义式”的大场面中弄出一块“个人主义式”的小圈子,是不是太哪个了?

那天我们淘了120斤铁砂,满满一铁桶,远远超过别的小组。在收工前的评比中,我们夺到冠军,一面红色的冠军旗插在我们的铁桶上,颜哲哥和学胥哥抬着铁桶,高兴得满面红光,连担子也不觉得沉了。

快要离开白河时,我们见到一对外国黑人夫妻,黑得浑身发亮,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他俩站在小寨门门洞里,久久地望着下边如蚁般的人群,咕咕噜噜地和翻译说着话。我们经过时,男黑人看见了我们抬的铁桶上的小红旗,看见了这群小家伙飞扬的喜悦,大概也看到了颜伯伯夫妻的书卷气――在满眼的光嵴梁中,唯有他俩衣衫整齐――就走过来,主动和我们说话。翻译笑着说:

“这位先生是问你们……”

不过他用不着翻译了,颜伯伯已经接过话头,用同样咕咕噜噜的外国话和黑人谈起来。两人谈得十分尽兴,做着手势,不时大笑着,有时黑人妻子也插上两句,翻译反而被撂到一边。我们把铁沙担子放下来,围着他们听。我悄悄问颜哲哥:

“这些洋话你能听懂不?”

颜哲哥说:“是英语。这个黑人的英语不大标准,不过我大致能听懂。”

我央求他:“那你给我们翻译吧,行不行?”

颜哲哥答应了,竖起耳朵听着,断断续续地翻译:

“这人说他是非洲一个国家,加纳,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是来北阴购买玉雕和烙花工艺品的,顺路来工地上看看。他说:不久前他参加过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是中国外交部组织的,工地上的劳动热情让他很感动,非常感动,没想到在偏僻的北阴市又看到了同样感人的一幕!”

下边一段话黑人说得很快,好像很激动的样子。颜哲凝神听了一会儿,小声说:

“这一段话我听不大懂,大致意思是:他说,西方国家一再宣传,说中国人的劳动是被迫的,是屈服于铁丝网和皮鞭,说中国人是一群没有思想的蓝蚂蚁,那真是最无耻的谎言和污蔑。他说,他不知道中国政府用什么办法,[奇·书·网-整。理‘提。供]激起了民众这么广泛的热情,他对此由衷地佩服。”

“那颜伯伯说的啥?”

“我爸说:中国和非洲都遭遇了几百年的苦难,现在我们都在努力使自己的伟大国家复兴。他本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从英国回到祖国,对这个决定他决不后悔。”

听着颜哲哥哥的翻译,我对这俩黑人夫妻很有好感,也更钦佩颜伯伯,因为那个黑人不知道,而我却知道,颜伯伯这会儿头上还顶着“右0,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之前楼下住着她的儿子儿媳,不过,他们去南京工作了,楼上则是她一个派对象”的帽子哩。

黑人最后一段话说得比较慢,咬字很重,表情也比较奇怪,似乎很沉重很失落的样子。颜哲翻译说:

“你们听!听听他这句话!他说:在我的国家里,人民还远远没有组织起来,什么时候我的人民能像中国人这样干活,我的国家就有希望了!我真盼着这一天哪。”

听了这句话,我们既感到自豪,对这位“黑人铅笔在城市地图上标出,它们就构成一个字母,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倒置的W,首尾两点之间距离没那么均匀分配,中间的社大伯”也更亲近了。

最后黑人满脸笑容,与颜伯伯袁阿姨握手,和孩子们轮流握手,还把个子最小的我抱起来亲了一下,同大家告别,坐车走了。

这场淘铁砂运动持续了几个月,那段时间所有学校都没上文化课。但非常遗憾,我们的热情之花最后被证明是“荒花”(北阴土语,指不会结果实的花)。那么多人淘来的铁砂,后来变成了奇形怪状、勉强可以被称作“铁块”的东西,只是为学生们清理校园的义务劳动增添了一点内容。热情洋溢的大跃进很快被抛到脑后,随之是三年灾害,这些忘我劳动的蚁众变成了饥饿的蚁众,唯一保留的生物本能就是觅食――不过,不是像蚂蚁那样为族群觅食,而是为自己的小家觅食。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和颜家一直相濡以沫。我妈蒸好野菜或豆腐渣馍,总要给颜家送一点。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书呆子们的觅食本能弱一些,不像我妈,钻窟窿打洞也能给孩子们找来吃食,像马齿菜、灰灰菜、野苋菜、面条菜、扫帚苗、木花(树上长的一种又白又肥的肉虫虫,无花果树上特别多)、蚕蛹、蚂蚱、道士帽(脑袋像道士帽的一种蟋蟀)、豆腐渣、嫩蓖麻叶、嫩刺角芽(这种野菜吃多了会造成贫血,但那阵儿顾不上担心这个)、用包谷棒子磨的“人造淀粉”等。其中的美味是瓜农们用的饼肥,即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残渣,颜色黄澄澄的,吃起来味道满不错呢。

我大姐那时已经在旧城县当工人,虽然远在百里之外,但一颗心仍挂在家里。她空闲时间就四处找野食,检麦穗、遛红薯、采榆钱儿(榆树的果实),然后像田鼠一样,一趟一趟地往北阴的家里搬。有次她动用积蓄买了一小袋黄豆,用自行车拖着,高高兴兴地送回家。旧城县离市里有120里地,等她走到门口,停下车,立即傻眼了:后座的黄豆袋子没捆好,不知道啥时侯掉了。那时候天色已经落黑,再回去找就太晚了,但这一袋黄豆太宝贵了啊。她没有进屋,哭着走上回头路。好在她走时带着一把应急的手电,顺着来路找了七八里地,那袋黄豆还好好地躺在路边,因为天黑,没人发现。大姐破啼为笑,绑好袋子赶紧往回蹬。那天我半夜被惊醒,见大姐满头是汗,正高高兴兴地给妈诉说找黄豆历险记。妈心疼地直骂她:傻,守财奴,天这样黑还回去找,碰上坏人咋办,终不成为一袋黄豆送了命?不过那时虽然人们都挨饿,社会秩序还好,没有听说有拦路抢劫的。

慢慢地,所有这些能进嘴的东西都越来越难找了,原因很简单,全国有六亿双眼睛在找它们。到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我记得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妈浮肿了。她为全家寻觅来那么多的吃食,但她本人却浮肿了,小腿虚胖,用手一摁就摁出一个深坑,很久不会复原。其实这还算轻的,农村好多妇女饿得患了子宫下垂病,子宫从阴出嫩芽,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花,因为隔着远,没看清楚是什么花。雨滴追逐着雨滴,落在我阳台盆栽道里坠下来,用公家免费发放的子宫托托住后才能勉强行走。妈是把吃食匀给我爹和我了。我爹当搬运工,拉人力车,这个活计俗话叫“毁人炉”,干长了身体会熬垮,所以搬运工们即使再穷,吃饭时都不心疼,二两小酒,一盘猪头肉是少不了的。三年困难时期,猪头肉是吃不上了,妈只有从牙缝里省出来一点粮食贴给我爹。我爹知道妈得浮肿病后,很心疼,从此吃饭时逼着我妈先吃。

我记得的第二件事是颜伯伯下了狠心,动用了颜家的老底儿,买了两麻袋红薯干,给我家一袋,他家一袋。他说,再难,也要让两家人熬过这个荒年!两袋薯干共花了250元,这在当时可以买到三间新瓦房了。颜伯伯工资很高,每月150元,是全市教师中最高的。但他们夫妻两个都不会“扣着”过日子,比如他喜欢听京戏,来北阴市后,这儿没有京剧团,他就改听汉剧并很快迷上了。据他说汉剧叫汉调二皇,实际是京剧和所有皮黄腔系剧种的真正源头哩。他虽是本地出生,但不喜欢豫剧,说豫剧唱腔太吵,戏词太土,而汉剧的戏词较为文雅,其剧目如祭风台、李密降唐、九焰山等,他是百看不厌。他每个周六都要带家人去看戏,如果不坐人力三轮的话,就一家三口手拉着手走着去,在我们城市也是一道景观,因为那时不兴男人和女人拉手的。颜伯伯也带我去过几次。他到了戏院门口后不用到售票处去买票,找一个卖瓜子的老头买几包瓜子和一盘精致点心,不用他张口要,老头就会主动把买好的前排好座位的票给他。这种做派,这种奢侈,在我爹妈看来简直是不可原谅的,我妈经常劝袁阿姨:

“袁家妹子,可不能这样大手大脚,好年景也不能忘了灾年啊。”

袁阿姨平和地笑笑,以后仍是我行我素。事实证明了我妈的远见,等灾年来临时,颜家几乎没有什么积蓄。颜伯伯决定买这两袋保命粮,也是倾囊而为了。

可惜他的决策太晚,两袋红薯干全没派上用场。那时国家政策已经变了,给农民们分了自留地,结果,形势好转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我的印象中,不久我们就能吃饱饭了,我妈的浮肿病也很快痊愈。再没人愿意吃那些陈年红薯干,颜家的那袋红薯干生了虫,被颜哲拖出来扔到垃圾场。我家那袋,我妈当然舍不得扔,隔三差五要煮一锅,逼着大家吃,弄得我爹和我对红薯干彻底倒了胃口。我曾埋怨颜哲:

“都怨颜伯伯!都怨他!送我家的红薯干太多,咋吃也吃不完,弄得我整天胃里泛酸水。”

我还威胁他,下次我妈要是再逼我吃煮红薯干,我就端到颜家和他换着吃。颜哲听着我“忘恩负义”的指责,只是笑,说:

“行啊,你就端来,咱俩换着吃吧。我这么长时间没吃,有点馋它了。”

三年困难时期,颜伯伯常常供着我爹吸烟。那年头什么都缺,不光缺吃的,也缺香烟、火柴、奶粉、白糖、针、头发卡子……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颜伯伯多少算是例外,他虽然沦落,还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有定量供应的食油票、糖票和烟票。但谁都没想到,后来为此闹了很大一场风波,导致我爹和颜伯伯基本上断交。

公平说来,这事丝毫不怪颜伯伯,全怪我爹。其实也不怪我爹,因为事件的起因是怪他比别人自觉和厚道――我这么说,只会越说越煳涂,事情是这样的:那个时期,街坊上的烟鬼们打熬不住了,就会结伴到颜家,颜伯伯总是慷慨地掏出“白河桥”香烟散发,让每人吸一两只,多少解解瘾。大伙儿把这起了个很贴切的名字,叫“香烟吃大户”,因为在中原地带的历史上,灾年来临时穷人总要结着伙子到富人家强吃强喝,叫做“吃大户”。日子久了,我爹首先觉得难为情。颜先生烟瘾也不小,来讨烟的烟鬼又多,他一个人哪能管得全?他自己都不够吸呢。后来我爹执意不再参加这样的会餐。弄得颜伯伯很纳闷,一再问我妈:郭家兄弟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咋不来我家吃大户啦?

那天,颜伯伯家里没人时,我爹像往常那样随便进去。那时邻居们是互不设防的,外出经常不锁门――也没法锁,大炼钢铁后家家没了门钌铞,都懒得重装,这种“夜不闭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文a袖我最喜欢。之前两天它都区别其它的短袖,单件掺着洗衣粉放在红色小塑料桶浸泡,现在应该把它们一起收进屋里,虽然还革后。我爹进到颜家的正屋,忽然惊喜地发现地上扔着很多烟头,不用说,又是一群烟鬼们刚刚来这儿吃完大户。我爹眼睛一亮,忙俯身去捡这些烟头。他觉得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白河桥不带过滤嘴,再馋的烟鬼抽完也得留个烟屁股,收集起来,撕开,倒出剩余的烟丝,撮到烟袋中,既能小小地过一次烟瘾,又不影响颜先生的吸烟,多合算的事!就在这时,颜伯伯回来了,立即大怒!他脸色青白,掏出刚买的一盒白河桥香烟,撕开,刷地撒到我爹面前的地上,冷冷地说:

“捡吧!”

那次颜伯伯是真的发怒了,他身后的袁阿姨悄悄看看丈夫的脸色,没敢责备他,只是忙忙地把地上的香烟拢起来,塞到我爹口袋里,婉言把他劝走了。

当时我妈和我都不知道这些内情,只知道我爹从隔墙回来时满脸通红,喘着粗气,闷坐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只香烟,一只只抉断,再用脚拧碎。我尖声喊厨房里的妈:

“妈!妈你快来,咱爹――不,我爹发神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