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见过类似的东西吗？”勘测员问道。
“没有，”我答道，我使劲忍了忍，避免过于刻薄尖酸的回答，“没有，我从没见过。”某些三叶虫、蜗牛和蠕虫都会留下相对简单的痕迹，但隐约与此有些相似。我确信，外面世界里从没人见过像这样大而复杂的痕印。
“那又是什么？”勘测员指向稍高处的一级台阶。
我将灯光指向该处，看到残余物中有个隐约的鞋印。“我们自己的靴子。”相比之下它显得如此平淡无奇。
她摇了摇头，盔帽上的灯光随之左右颤动。“不，你看。”
她指出我和她的鞋印。这属于第三个人，而且是向上返回的。
“你说得对，”我说，“是另一个人，不久前曾来过这里。”
勘测员迸出一串咒骂。
当时，我们没想到要继续寻找其他人的足印。
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首批勘探队的报告中，X区域并无任何异常，只是原始空旷的荒野。第二和第三批勘探队没有返回，他们的命运揭晓之后，勘探活动暂时停下来。等到勘探再次启动，用的是经过谨慎挑选的志愿者，他们对其中的风险至少有一定了解。自此以后，勘探队的成果参差不齐。
第十一期勘探队尤其困难——对我个人来说亦是如此，其中有个事实我尚未完全坦率地说明。
我丈夫是第十一期勘探队的医务员。他从来就不想当医生，而是希望加入应急救援队或急救中心。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在现场为伤员鉴别分类”。一个朋友招募他进入X区域勘探队。在他转换到急救服务之前，他们曾共同为海军工作。一开始他不太确定，没有答应，但渐渐地，他们说服了他。这给我们之间造成许多摩擦，尽管我俩本来就已矛盾重重。
我知道查出这条信息并不难，但我希望你在阅读本文时会认为我是个可信而客观的见证人，志愿参与X区域的工作也并非因为与勘探目标无关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依然是事实，我丈夫的勘探队员身份与我加入的原因并不相干。
但是，我怎么可能不通过他而受到X区域的影响呢？他前往边界大约一年之后，有一天夜里，我独自躺在床上，听见厨房里有人。我手握棒球棍，离开卧室，打开房子里所有的灯。我发现丈夫站在冰箱旁，依然穿着勘探制服，他在喝牛奶，奶液沿着下巴和脖子滴落。他又狼吞虎咽地吃下剩余的食物。
我无言以对，只能瞪视着他，仿佛他是海市蜃楼，只要我动一动，或者开口说话，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比无影无踪更虚无。
他坐在客厅沙发上，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我需要与这突然出现的幽灵保持一点距离。他不记得如何离开X区域，也完全不记得返回的旅途，只是对勘探任务本身有一点模糊的记忆。他有种古怪的平静，当问及所发生的事，他会显得略有些恐惧，也承认自己的失忆很反常。我们曾经为他去X区域的事而争执，我们的婚姻由此而开始瓦解，但他的这部分记忆似乎也消失了。他以前总是以各种方式指责我疏远冷淡，有时说得隐晦，有时则不那么隐晦，而现在，他自己也有一种疏离感。
后来，我再也无法忍受。我脱掉他的衣服，让他去洗澡，然后带他走进卧室，骑在他身上与他做爱。我试图找回记忆中那个人的碎片。他与我完全不同，外向冲动，总是期待有助于人。他是个充满热情的业余帆船手，每年都有两周时间跟朋友们一起去海边驾船出海。我发现他如今完全变了。
他在我体内的时候，一直仰视着我，通过他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的确记得我，但就像隔着一层雾气。不过这暂时也有点作用，能让他显得更真实，能让我假装一切正常。
但只是暂时而已。他回到我生命中只待了大约二十四小时。第二天晚上，他们便把他带走了。经过冗长拖沓的安全审核之后，我可以去观察所探访，直到他最后的日子。在那个充斥着消毒剂的地方，他们对他进行测试，试图突破他的平静与失忆，然而并不成功。他跟我打招呼，就像是老朋友——仿佛一个支点，让他的存在显得更可信——而不是爱人。我承认，我去看他是因为仍抱有希望：我曾经了解的这个人还有一星半点的残留。但我并未发现任何迹象。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他被诊断出患有无法手术切除的全身性癌变。即使是在那天，他仍用那种略带疑惑的表情注视着我。
六个月后，他死了。在这整个期间，我始终无法逾越他的面具，无法找到我曾经了解的那个人，不管是通过我自己跟他的互动，还是后来看他们的面谈录像。勘探队的所有成员都有经过面谈，他们最后也都死于癌症。
无论X区域中发生了什么，反正他并没有回来。没有真正回来。
随着我们继续深入黑暗的地底，我不由得问自己，我丈夫是否也有相同的经历。我不知道我的感染对此会有何影响。我的历程与他相同，还是他发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使是类似的经历，他的反应有何不同？而这又会如何改变往后的事？
地上的粘液越来越厚，现在我们可以看出，红色的碎片是下面那东西释放出的活体组织，因为它们在粘液里扭动。覆盖物的颜色变得更鲜亮，仿佛为我们铺设的金色地毯，好让我们踩着它去参加一场奇特而华丽的宴会。
“我们要不要回去？”我跟勘测员有时会说。
另一人则会说：“过了下一个转角，再往前一点，然后我们就回去。”对我们之间脆弱的信任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同时，这也是对我们好奇心的考验，看我们是选择无知还是危险。我们的好奇心与恐惧并存。我俩小心翼翼，一步步在粘滞的分泌物中行走。即使我们不停地前进，那粘液仍像要拖住鞋底似的，但我们知道，这种感觉最终将会趋于停止。只要继续坚持下去。
但是，当勘测员拐过一个转角，她忽然退回来，撞到我身上，并将我推上几格楼梯，而我也并不抵抗。
“下面有东西，”她在我耳边低语道，“像是一具尸体，或者一个人。”
我没有指出尸体有可能就是人的：“它有在墙上写字吗？”
“没有——倚坐在墙边。我只粗略地瞥了一眼。”面罩里，她的呼吸又急又浅。
“男人还是女人？”我问道。
“我觉得它是个人，”她忽略我的提问，继续说道，“我觉得它是个人。我觉得它是。”尸体是一回事；但不管经历多少训练，都无法让你准备好遭遇怪物。
然而，不调查一下这个新谜团，我们不能爬出塔去。不能。我抓住她的肩膀，让她看着我：“你说倚在墙边坐着的像是个人。那不是我们追踪的东西。这跟另一个人的鞋印有关。你很清楚。我们可以先看一眼，然后回到上面去。不管发现什么，我们都不再往前走了，我保证。”
勘测员点点头。到此为止，不再深入地下，这一想法足以让她的情绪稳定下来。只要完成这最后一件事，很快会见到阳光。
我们再次向下走去。此时，楼梯显得尤其黏滑，不过也许是由于我们紧张不安。我们缓缓行走，依靠右边空白的石墙保持平衡。塔很安静，停止了呼吸，其心跳突然减缓，比先前显得更遥远，但这或许是因为我只听见血液在自己头脑里奔流。
转过墙角，我看到那个身影，并用头盔灯将它照亮。假如我迟疑片刻，便永远不会再有勇气。那是人类学家的尸体，倚靠在左边的墙脚下，双手搭在膝盖上，低着头，仿佛在祈祷，嘴里有绿色的东西溢出来。她的衣服似乎有种奇怪的模糊感。她的身上发出淡淡的金色光芒，几乎难以察觉，我猜勘测员根本就看不见。我想不出有哪种情形，人类学家依然还能活着。我只是想到，心理学家骗了我们。她在高处守着入口，仿佛是一种威慑，突然间，那沉重的压力让我简直无法忍受。
我伸出手掌示意勘测员待在后面别动。我往前走，灯光照向下方的黑暗。我经过尸体，确认楼梯再往下是空的，然后迅速回上面来。
“在我检查尸体的时候保持警戒。”我说。我没告诉她，我隐约感觉到地下深处有某种东西在缓缓移动。
“那真是尸体？”勘测员说。也许她以为是更稀奇古怪的东西，也许她以为那人只是睡着了。
“是人类学家。”我说。她肩膀的姿态变得紧张起来，看得出，她理解其中的含义。她一言不发，从我身边挤过去，站到尸体另一侧，突击步枪指向黑暗之中。
我轻轻地跪在人类学家身边。她的脸几乎难以辨认，剩余的皮肤上布满古怪的灼痕。她的下颚像是被人残忍地用力掰折，一股绿色的灰烬从中流淌出来，堆积在她胸口。她的手搭在膝部，掌心向上，已经没有皮肤，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细丝状物体，以及更多灼痕。她的双腿看上去就像溶化到一半，又融合在一起，一只靴子不见了，另一只扔在墙边。人类学家周围散落着一些取样试管，就跟我带的那种一样。她的黑盒子已被压坏，躺在距离尸体数英尺远处。
“她怎么了？”勘测员低语道。她在站立警戒中，时不时不安地回头看我，仿佛这里发生的事尚未结束。仿佛她预期人类学家会活过来，变成可怕的怪物。
我没回答她。我最多只能说不知道，而这句话也许证明了我们的无知或无能，或两者兼有。
我用灯光照亮人类学家上方的墙壁。数英尺长的区间里，文字起伏不定，忽上忽下，然后才逐渐恢复平稳。
……深渊的阴影仿似畸形花朵的花瓣盛开于头颅中令思维扩展至任谁都难以承受……
“我想她是干扰了那东西在墙上写字。”我说。
“它把她弄成了这样？”她像是在乞求我找出另一种解释。
我找不出，因此没有回答，只是继续观察，而她就站在一旁看着我。
生物学家并非侦探，但我开始像侦探一样思考。我查看周围地面，先是辨认出阶梯上自己的足印，然后是勘测员的。我们扰乱了原先的脚印，不过我仍可以看出一些痕迹。首先，那怪物——不管勘测员的期望如何，我无法想象那是个人类——显然是猛地转回身来。粘液残留物不再是平滑的移动轨迹，而是构成顺时针漩涡，我想象中的“脚”所留下的印迹在突然转变中被拉得更长。然而在漩涡之上，我还能看出鞋印。我小心绕开这片冲突的证据，捡起那只靴子。漩涡中间的脚印的确是人类学家的——我也能顺着残缺的鞋印追溯到右边墙壁，她似乎曾紧扒住墙面。
我脑中开始形成一幅景象，人类学家悄悄地在黑暗中摸下来，观察那东西书写文字。尸体周围闪亮的玻璃试管让我猜测，她大概是企图采集样本。但这是多么疯狂与轻率！风险实在太大，而我印象中人类学家根本不是那种冲动或勇敢的类型。我静立片刻，然后继续顺着楼梯往上走，并示意勘测员守在原地，尽管这让她很不安。假如有可供射击的目标，她或许会比较平静，但我们只有自己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