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级阶梯之后,我仍能在狭窄的视野中看到死去的人类学家。在这里,我找到面对面的两组鞋印。一组属于人类学家,另一组既不是我的,也不是勘测员的。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仿佛看到了一切。半夜里,心理学家叫醒人类学家,将她催眠,然后一起进入塔内,并一路下行至此。这时,心理学家给催眠状态下的人类学家下了一道她应该也知道是自杀性的命令。于是人类学家径直走到在墙上写字的怪物身边,试图采集样本——并因此而丧命,多半十分痛苦。接着,心理学家逃跑了。毫无疑问,当我从此处往下走回去时,没有再发现她的脚印。

  我是否对人类学家感到怜悯与同情?软弱,受困于陷阱之中,她别无选择。

  勘测员仍在不安地等着我:“你发现什么了?”

  “另外有个人跟人类学家在一起。”我把自己的推测告诉勘测员。

  “但心理学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我,“到了早上我们反正都会下来的。”

  我感觉就像从千里之外看着勘测员。

  “我不知道,”我说,“但她一直在催眠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保持平静。也许这勘探的目的跟他们所说的不同。”

  “催眠。”她的语气就好像那个词毫无意义似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勘测员似乎很怨恨——怨恨我,或者我的推测,但不知是哪一样。然而我理解其中原因。

  “因为,出于某些原因,我变得不受催眠影响,”我告诉她,“今天我们下来之前,她把你催眠了,以确保你会尽责。我看着她这么做的。”我想要向勘测员坦承——告诉她我是如何变得不受影响的——但我相信,那将是错误的举动。

  “你居然什么都没做?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至少她有考虑要相信我。也许她脑中仍有些模糊的残留印象。

  “我不想让心理学家知道她无法催眠我。”而且我想要下来。

  勘测员静立思考了片刻。

  “信不信由你,”我说,“但请相信一点:等我们回到地面时,需作好准备应付任何情况。我们需要束缚住或杀死心理学家,因为我们不知道她的计划。”

  “她为什么要有所计划?”勘测员问道。她的语气是鄙视,还是依然只有恐惧?

  “因为她得到的命令跟我们的不一样。”我说道,仿佛像是在向个孩子解释。

  她没有回答,我认为这是她开始接受这一概念的迹象。

  “我先上去,因为她无法影响我。你得戴着这个,也许能帮你抵抗她的催眠暗示。”我将额外的一副耳塞递给她。

  她犹豫地接过去。“不,”她说,“我们一起上去,同一时间。”

  “这不明智。”我说。

  “我不管这是怎么回事。我得跟你一起上去。我不会等在黑暗中让你来解决一切问题。”

  对此,我思索了片刻,然后说:“好。不过假如我发现她开始控制你,我就得阻止她。”至少是尝试阻止。

  “假如你是对的,”勘测员说,“假如你讲的是实话。”

  “我是的。”

  她没有理会,继续说:“尸体怎么办?”

  那是否意味着我们达成了一致?希望如此。也许在返回途中,她会试图缴我的械。也许心理学家早就让她准备好应付这种状况。

  “把人类学家留在这儿。我们不能负担太重,也不知道会携带什么样的污染。”

  勘测员点点头。至少她不感情用事。我们都清楚,人类学家就只剩下一副躯壳而已。我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去想人类学家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她被迫执行一项会导致自己死亡的任务,一定充满恐惧。她看见了什么?在一切陷入黑暗之前她看到的是什么?

  返回之前,我捡起一支散落在人类学家周围的玻璃试管,其中有微量的暗金色物质,仿佛黏乎乎的血肉。也许临终前她终究还是采集到了有用的样本。

  我们向着光明攀爬回去。为了让自己分心,我一遍遍回想训练时的情形,寻找有什么线索与信息可以解释我们的发现。但我一无所获,只是发现自己竟如此容易受骗,以为他们告诉我的是有用的东西。训练时,重点始终是我们自身的能力和知识。回头想来,我感觉他们当时几乎是故意在掩饰和误导,还装作是为了让大家不至于受到惊吓与打击。

  地图是最首要的误导,因为其作用不就是强调一些东西,又隐藏一些东西吗?他们总是让大家查看地图,记住其中的细节。六个月中,那不知名的教官不停地训练我们记忆灯塔的位置。它在大本营的哪个方位,距离这片房屋有多远,离那一片又有多远。我们需要勘测的海岸线有多长。一切似乎都围绕着灯塔,而不是大本营。我们太习惯于地图,习惯于它的尺寸,习惯于其中的内容,以至于想不到去问为什么,甚至想不到去问有什么。

  为什么是这一段海岸?灯塔里有什么?为什么营地设在森林中,远离灯塔,却靠近地下塔(当然,它并不存在于地图中)——还有,大本营是否一直设在此处?地图以外有什么?如今我知道催眠暗示的作用有多强,因而意识到,集中注意力在地图,这本身或许就是一条植入的暗示。我们不提问题是因为被预设了不要提问的指示。而灯塔或许也是触发催眠的潜意识信号,不管它是象征意义的,还是真实的——无论扩张成X区域的是何种存在,灯塔可能就是一切的中心。

  他们给予我的本地生态系统概述也有类似的障眼效果。我把大多数时间花在了熟悉此处的过渡生态系统,包括可能遇到的动植物群落、交叉授粉现象,等等。但我也接受了关于菌类和地衣的加强课程。鉴于墙上的文字,我此刻赫然意识到,这才是所有研习的真正目的。假如地图只是为了分散注意力,那生态学研究才是真正替我作准备的课程。除非是我太多疑,不然的话,那意味着他们知道塔的存在,而且可能一直都知道。

  我的怀疑由此开始延伸。我们需接受高强度的生存与武器训练,以至于大多数夜晚,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房间里倒头便睡。即使偶尔一起参训,也是分头行动。第二个月时,他们消除了每个人的名字。只有X区域里的东西可以有名字,而且都只是最宽泛的词条。这同样是一种扰乱,防止提问题,因为有些问题只有通过了解具体细节才能提得出。不过必须是恰当的细节,而不是像X区域有六种毒蛇这样。没错,这是一种猜测,然而我没心情去排除哪怕最不现实的状况。

  当我们准备好越过边界时,已经了解一切……但其实也一无所知。

  我们从地底钻出来,扯掉面具,眨着眼走进阳光,呼吸新鲜空气,但心理学家并不在附近。我们已准备好应付任何情形,却没考虑到心理学家会消失。这让我们一时不知所措。那是普通的一天,天空明亮蔚蓝,林立的树木投下长长的影子。我取出耳塞,发现根本听不见塔的心跳。塔底下看到的情景与日常平凡的一切竟然可以共存,这让人颇为困扰。就像潜水至深海后上浮太快,只不过让我们得减压症的是记忆中所见到的生物。我们一直在附近寻找心理学家,相信她是躲了起来。我们希望能找到她,因为她一定会给出解释。一段时间过后,继续在塔边的同一区域搜寻显得有些病态。然而在将近一小时内,我们却始终停不下来。

  最后,我无法否认事实。

  “她走了。”我说。

  “她可能回大本营去了。”勘测员说。

  “你是否同意,她的消失是一种负罪的表现?”我问道。

  勘测员向草丛中啐了一口,凝神注视着我:“不,我不同意。也许她出了什么事。也许她需要回营地。”

  “你看到了脚印,也看到了尸体。”

  她用步枪指了指:“我们先回大本营。”

  我完全无法看透她。不知她是对我产生了敌意,还是仅仅出于谨慎。总之,来到地面上让她胆大起来,而我还是希望她多一点犹疑。

  然而回到大本营之后,她的坚决又有些消退。心理学家并不在。不但不在,她还带走了一半补给和大部分枪支,或者是将它们埋到了别处。因此我们知道心理学家还活着。

  你得明白我当时的感受,还有勘测员的感受:我们是科学家,接受的训练是为了观察自然现象,以及人类活动的结果。我们不曾受训应对此等奇异事件。在特殊状况下,即使存在假想的敌人,也是一种安慰。如今我们经历的事可谓前所未有,任务开始不到一周,我们不仅在边界上失去语言学家,现在连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没了。

  “好吧,我放弃,”勘测员一边说,一边扔下步枪,垂头丧气地坐到在人类学家帐篷门前的椅子上,而我则在帐篷里面翻查搜寻,“我暂且相信你。因为我实在别无选择。因为我没有更好的推测。现在怎么办?”

  人类学家的帐篷里依然毫无线索。她的恐怖命运仍使我心惊。被迫自寻死路。假如我猜得没错,那心理学家就是凶手,比杀死人类学家的怪物更残忍。

  我没有回答勘测员,于是她又加强语气重复道:“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我从帐篷里钻出来,说道:“检查我拿到的样本,冲洗并查看照片。明天也许再回到塔底下去。”

  勘测员发出刺耳的笑声,她在竭力思考如何回答。一时间,她的脸仿佛像要撕裂开来似的,也许她仍在跟催眠暗示的残余效果奋力抗争。最后,她终于说:“不。我不要再下去那地方了。而且那是隧道,不是塔。”

  “那你想要干什么?”我问道。

  她似乎突破了壁垒,语速变得更快,也更坚决:“回到边界,等待撤离。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继续下去,假如你的猜测是正确的,心理学家此刻正在暗地里策划,哪怕只是寻找借口跟我们解释。不然的话,假如她因为受到攻击而致死伤,那更是需要赶紧撤离的理由。”她点起一支烟。那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存货之一。两股长长的烟雾从她鼻子里喷出来。

  “我还不打算回去,”我告诉她,“现在还不行。”尽管发生了这许多事,我依然一点也没打算返回。

  “你喜欢这地方,是真喜欢,对吗?”勘测员说。那其实并非问句,她的语气中带着怜悯或者说厌恶,“你认为这应该持续得更久?告诉你吧,即使是在模拟失败结果的军事演习中,我见过的形势也比这更好。”

  她的观点或许没错,但她受到恐惧的驱使。我决定偷师心理学家的拖延策略。

  “那就先看一看带回来的东西,然后再作决定。明天你随时可以出发返回边界。”

  她又吸了口烟,仔细琢磨着。毕竟去边界需要步行四天。

  “有道理。”她说,态度暂时缓和下来。

  我没说出心里的想法:也许没那么简单。她穿越回边界之后,或许会跟我丈夫的情况一样,失去独立人格。但我不想让她感觉毫无出路。

  下午的剩余时间里,我都在自己帐篷外临时搁置的桌子上用显微镜观察样本。勘测员则在充当暗室的帐篷里冲洗照片,这对习惯于数码上传的人来说是件繁琐的事。等待照片显影的时候,她又去翻查前期勘探队留在大本营的各种地图与文件。

  那些样本就像是一串莫名的笑话,我无法理解其精妙之处。构成墙上文字的细胞结构不同寻常,但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或者说,这些细胞极为完美地模拟了某种腐生生物。我提醒自己,下次要记得从文字后面的墙壁上取样。我不知道菌丝渗入有多深,底下是否还有结节,而表面的菌丝是否只起到岗哨的作用。

  手掌状生物的样本组织根本难以解释,虽然这很奇怪,但无法从中获取任何信息,我的意思是,样本里并无细胞,只有连续的琥珀色表面,内部还有一些气泡。当时,我的解释是,这批样品受到了污染,或者此种有机组织分解太快。后来我又有个想法,但那来得太迟,来不及测试:我吸收了该生物的孢子,有可能导致样本作出某种反应。我没有合适的医疗设备,无法检测自从那次遭遇之后,我的身体与思维是否产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然后是人类学家试管里的样本。基于明显的理由,我将它留到最后。我让勘测员取出一部分,抹在玻璃片上,用显微镜观察,并记下结果。

  “为什么?”她问,“为什么要我来做?”

  我略一迟疑:“理论上说……可能有污染。”

  她紧咬牙关,表情生硬:“理论上说,你跟我的受污染程度为何会有不同?”

  我耸耸肩:“没什么特殊原因。但我是第一个发现墙上有字的人。”

  她看着我,发出刺耳的笑声,仿佛我在胡言乱语。“我们已经走得那么深。不管这地方是怎么回事,你真以为面具可以保护我们吗?”她错了——我认为她错了——但我没有纠正她。出于许多原因,人们可能忽略或简化信息。

  于是没什么可再多说的,她继续干她的事,我依然眯缝着眼通过显微镜观察从杀死人类学家的怪物身上取下的样本。起初,我搞不清这是什么,因为太出乎意料。那是脑组织——不是别的脑组织,而是人类的脑组织,只不过稍许有点异常。我当时的想法是,样本已经变质,但即便如此,也并非因为我的缘故:勘测员的记录与我所见到的完全吻合,而当她稍后再看时,也确认样本并无变化。

  我通过显微镜窥视,然后抬起头,而后继续窥视,仿佛无法看清样本。最后,我定下心凝神注视,直到眼中只剩下一堆圆圈和歪歪扭扭的曲线。这真是人类的吗?还是它在冒充人类?正如我所说,它有些异常。而且人类学家是如何取样的呢?就拿着个勺子走到怪物跟前问“我能搜集你大脑的活体组织吗?”?不,样本一定是取自外部表层。就是说,不可能是脑组织,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是人类。我再次产生飘忽晕眩的感觉。

  此时,勘测员走过来,将冲印出的照片扔到我桌上。“毫无用处。”她说。

  墙上文字的照片全都是混乱的彩色荧光,仿佛对焦不准,而除文字之外的影像则是一片黑暗,少数过渡区域的照片也全都失焦。我想,这大概是由于墙壁缓慢稳定的呼吸所致,也许它还释放其他引起光线扭曲的因素,比如热量之类。这让我想到,我并未从墙壁上取样。我认出文字是生命体,我知道墙壁也是生命体,但我的大脑依然把墙当作无生命的物体,把它当作建筑的一部分。

  “我理解。”勘测员说,她显然误解了我的咒骂,“你的运气如何,那些样本怎么样?”

  “不行,运气太糟。”我一边说,一边依然注视着照片,“地图和文件里有什么吗?”

  勘测员用鼻子出了口气。“什么鬼东西都没有,只是一切似乎都围绕着灯塔——观察灯塔,前往灯塔,住在那该死的灯塔里。”

  “所以我们一无所获。”

  勘测员并不理会,而是说道:“现在怎么办?”显然她很厌恶这个问题。

  “晚餐,”我说,“然后沿着营地周围转一转,确保心理学家没躲在灌木丛里。然后再考虑一下明天做什么。”

  “我告诉你吧,有一件事明天我们不会做。我们不会回到那隧道里。”

  “塔。”

  她瞪着我。

  没必要与她争辩。

  黄昏时分,我们在营火边吃晚饭,熟悉的哀号声又从盐水沼泽那里传来。我专注于用餐,几乎没有注意。不知何故,食物非常美味。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之后,又去添加,惹得勘测员疑惑地瞪视着我。我们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交谈意味着制订计划,而我定的计划她肯定不喜欢。

  起风了,天开始下雨。我感觉每一颗落下的雨滴都像是有着诸多刻面的液体钻石,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折射出光芒。我嗅到海洋的味道,脑中想象着翻滚的波浪。风仿佛有自己的生命,夹带着沼泽芦苇的泥土气息,钻入我的每一个毛孔。在塔内的封闭空间里,我试图忽略自身的变化,但我的感知似乎太过敏锐。我仍在逐渐适应,但这种时候,我往往会想到,仅仅一天之前,我还是另一个人。

  我们轮流值夜。让心理学家偷偷摸进来似乎比牺牲睡眠更不明智。她知道营地周围每一根警报触发线的位置,而我们还没时间将它们卸掉重装。我让勘测员值第一轮岗,以示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