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知道。”他很坦率地说，“这是你的事儿——找到它们，然后再安装好。”
“好吧，那出了什么事？”
“在全速运转实验中，每一部分都运转良好。”他回答说，“到星期二的凌晨１时３４分，发电量只达到估计量的百分之五。”他做了个鬼脸。很明显，他心中铭刻着那一时刻，“接着电压开始剧烈地波动，我们切断了电路载荷，然后观察测量仪。我想一定是哪个愚蠢的船只钩住了电缆——要知道我们一直在尽力避免这类事故的发生——我们只好打开探照灯在海上四处搜寻。到处不见一只船影。那么，谁会在一个晴朗平静的夜晚，力图在港口外停泊呢？”
“除了观测数据和做实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到办公室后，我会给你看所有的记录。四分钟后，电路全部打开，我们能准确地发现哪儿短路了，自然毛病就出在最深的海底，在那个栅栏那儿。就是在那儿，而不是在系统的这一端。”他阴郁指着窗外的景色，又补了一句。
我们驱车途经“太阳能源地”——相当于老式热力机的锅炉。这个设计思想是俄国人从以色列人那里借来的。设计极简单：一个浅浅的湖，底部全刷黑了，里面装着浓缩的咸水。这个储热器功效较高，太阳的辐射使液体温度高达华氏２００°。热电系统的“热”栅栏一端便浸在池中。许多电缆将它们同我负责安装的那个在深海处的冷端能源片相连，“冷端”正巧位于进入亭可港的，３００英尺深，水温低于海面５００的水下峡谷中。
“你检查过地震活动了吗？”我并不抱多少希望地问。
“当然做了。在地震仪上投显示出什么。”
“想没想到过鲸鱼？我提醒过你它们有可能来找麻烦。”
一年多以前，当我们把主要的导线伸进海中时，我告诉工程师们，在南美某地，海面以下半里的地方，曾有过一只溺水的巨头鲸绞在海底电报电缆上的事情，就我们所知，差不多有一打类似的事情发生——不过，这一次看来并非是鲸鱼之过。
“那是我们考虑到的第二种情况，”夏皮罗回答道，“我们去过渔政部、海军和空军基地，海岸边没有一只鲸鱼。”
我听到此时有人说到“阴谋”这个词，这令我不舒服，我不想再推理了。像所有瑞士人一样，我有语言天赋，我也懂一些俄语。根本不需要做个多么高明的语言学家就能听明白“阴谋”这个词的意思。
这是季米特里·卡尔普欣说出来的，他是这个工程的政治顾问。我不喜欢他。那些工程师也很讨厌他，经常有点过分地羞辱他。卡尔普欣是极保守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从斯大林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对苏联以外的所有事情都表示怀疑，而对他们国内的情况也时刻警惕。他最喜欢用“阴谋活动”这个词来解释一切。
当然了，如果亭可能源工程失败了的话，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会为此伤心的。从政治上讲，这涉及苏联的威望；至于经济方面，工程关系到上亿的资金。如果水热工厂获得成功，热能就会同石油、煤、水能、特别是同原子能相匹敌，产生极大的效益。
然而我并不真正相信有阴谋活动，毕竟冷战结束了。有可能某人起了愚蠢的念头想拿走一个栅栏，但这又似乎不太可行。我可以用我的指头数出全世界能处理这个问题的人的数目——他们中有一半都在我手下干活。
当天晚上，水下电视摄像机就运来了。整整一夜，我们都忙于调节照相机、监测器，以及将一条一英里长的同轴电缆固定在一艘汽艇上。当我们驶出港口时，我想我是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防波堤上，但是他离我太远以致我看不清楚，并且我脑袋里别的念头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你一定得明白，我不是一个好水手；我只喜欢呆在海面下，并乐此不疲。
我们仔细地将船靠在圆岛的灯塔旁，位于海底栅栏的正上方。那架自动控制摄像机看起来像个深海潜水器，从船舷边我们将它放进了海中，而我们则通过监测器观看它摄得的图像，所以我们实际上看到了海底的一切。
海水极清澈，也很空旷，但当我们接近海底时，我们发现那儿有些生命的迹象。一只小鲨鱼跑到我们面前，两眼直盯着我们。然后是一个一张一吸的水母飘过来，它跟在摄像机后面像只大蜘蛛，它的像头发般的无数触脚扭曲纠缠在一起。最后，倾斜的谷壁出现在视野里。我们正好看到目标，因为那儿有着很粗的电缆伸到深谷中。我在六个月前对设备做最后一次检查时看见过这些电缆。
我打开低能喷射器，然后让摄像机沿着动力电缆沉下去。电缆的工作状态似乎良好，它们被我们安在岩石里，由钢锥固定得很稳。直到我看到栅栏时，才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
你见到过汽车撞到灯柱上时，散热片被撞得七零八落的情形吗？这个栅栏的一部分看起来正像那样——抖散了架似的。栅栏完全变了形，就像一个疯子用大锤子猛敲过它。
从我身后观看的人群中出现了吃惊和愤怒的声音。我又听见有人喃喃着“阴谋”这个词，此时我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想最多还有一种可能性，那便是峡谷的坡壁上滚下的砾石砸到了栅栏上，造成了损伤。然而人们早已细致地检查过峡谷的坡壁，从而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无论什么原因，损坏的栅栏必须更换。这任务只能让我的那只大龙虾来完成——它足足有２０吨重——已从其待命的拉斯佩齐亚港空运来。
“好吧！”当我结束我的实地考察，以及拍下了刚才屏幕上那令人遗憾的一幕后，夏皮罗说，“要花多长时间？”
我不想自己套住自己。我从事水下商务活动懂得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白，不可能有任何工作能恰如人愿。我们对成本和时间的估计从来都不太确切，因为往往是合同都履行了一半时，你才清楚自己要面临什么困难。
按我个人的估算修好栅栏要三天。于是我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会超过一周。”
夏皮罗哼哼了两声：“你不能快一点吗？”
“我不会用鲁莽的承诺来挑战命运的。不管怎么说，在你的最后期限到来前还给你留下了两星期的余地。”
他不得不表示同意，尽管在回港口的路上他还在不停地抱怨我要的时间太长了。直到我们都到港口时，他才停下来去想想别的事儿。
“早上好，乔。”我对那个正在防波堤上耐心地等待的人说，“我想在我离开港口时就看到你已经站在这儿了。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我还想问你这个问题呢。”
“你最好问我的老板——夏皮罗总工程师，这是《时代》周刊的科技记者乔·沃特金斯。”
列夫的回答并不那么热情。总的来说，不会再有跟记者谈话更令他讨厌的事了。这些记者出现的频率几乎是每周一次。如今，当工程竣工的最后期限临近时，他们会从四面八方飞来。当然也包括俄国记者。可这时候即便是“塔斯社”的记者也会像《时代》周刊记者一样，吃个闭门羹。
现在来看看卡尔普欣怎样控制局面，这一定很有意思。从那时起，乔总是紧随着一个人，把他当成一位向导、哲学家以及一位饮酒的伙伴。这个温和的小伙子属于公共先生一类，名叫谢尔盖·马尔科夫。尽管乔尽了一切努力，他和马尔科夫简直难以分离。下午３～４时，我们在夏皮罗办公室进行了一场冗长而令人疲惫的讲话后，我和他们一道，去为政府官员提供的度假村补了一顿被耽误的午饭。
“克劳斯，怎么样了？”乔很关切地问，“我闻到了‘麻烦’的味道，但没人承认。”
我一边拨弄着菜上面的咖哩粉，一边思索着顺便说些什么为好。
“你不可能期望我讨论我的客户的事务。”我回答说。
“你够能言善辩了，”乔提醒我，“当你描述直布罗陀大坝时不是这样吗？”
“就算是吧，”我承认，“并且我喜欢你对我的细节描写，不过这一次牵涉到商业秘密。我吗——啊——正在做最后的调试以提高系统的效率。”
当然啰，这完全是事实；因为我确实希望提高系统的工作效率，它现在的功效几乎是零。
“唔！”乔嘲讽地说，“十分感谢您。”
“那么，”我想岔开他的话题，说道，“你最近有什么古怪念头呢？”
可能因他是个很有实力的科技作家，乔酷爱那些稀奇古怪的或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也许这是一种逃避的方式；我恰好知道他也在写科幻小说，尽管这个秘密被他的上司掩盖得很好。他对于诸如新异感知、飞碟之类的东西，喜欢得如痴如迷，只是有点偷偷摸摸。然而我知道那些消失的大陆才是他真正最关心的话题。
“我正在研究一两个想法。”他承认道，“它们是在我考虑这个问题时产生的。”
“讲下去！”我说，可眼睛并没停止拨弄菜上的咖哩粉。
“有一天，我浏览一张老地图——是托勒密时代的旧地图，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会接着说。这是一张关于锡兰的地图。它使我想起我收藏的另一张旧地图，我把它打开来。图上也同样有一座中央山脉，一些走向完全相同的入海河流。不过这是一张亚特兰蒂斯地图。”
“哦！不！”我呻吟了几声，“我们上次相遇时，你说服我相信，亚特兰蒂斯是西地中海盆地。”
乔又咧开嘴笑了。
“我可能错了，难道不是吗？不管怎么说我拥有许多令人激动的事实。在僧加罗洛中锡兰古代叫什么呢？什么原因使它们有这样巧的吻合呢？”
我想了一两秒钟，然后喊道：“我的天哪，那叫‘兰卡’，当然，兰卡——亚特兰蒂斯。”我的舌头不断地翻动着，吐着这两个词。
“准确，”乔告诉我，“两条思路，尽管都很精辟，但决不会造就出一套完美成形的理论来，目前，我只研究到这里。”
“太糟了，”他中途打住，这使我感到极其失望。“那么你的别的课题呢？”
“这个吗，的的确确会让你听得聚精会神。”乔很机智地回答。他从那个总是随身携带的旧公文包里取出一捆文件来。
“这事就发生在距此１８０英里远的地方，而且恰好是整个一个世纪以前。我的信息来源，请注意，这是最精彩的部分。”
他递给我一本影印本，我看见那是１８７４年７月４日的伦敦《泰晤士报》的一页。我开始冷静地看起来，因为乔总爱弄出一些古老的报纸，可是我很快便来了兴趣。
“简要地说——尽管我愿意说出整个事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细节的话，你们当地的图书馆可以在１０秒钟内打出一份传真文件。你可以去那里查找。”乔给我的剪报影印件上，描绘了１８７４年５月上旬的一天，１５０吨重的“珍珠”号帆船沉入了孟加拉湾的事实，”５月１０日，正巧在子夜时分，一条巨大的鱿鱼出现在离轮船半里远的海面，那条船的船长愚蠢地朝它开枪。”
“鱿鱼径直地朝‘珍珠’号游来，用它的触手抓住桅杆，然后把船拉翻了。几秒钟内，船沉没下去了，船上两个船员都遇难了。另外的幸存者由于运气好，被另一艘目睹了事件经过的‘斯特拉索文’号蒸汽船发现并救出险境。”
“那么，”当我第二次再读这个故事时，乔在一旁说道，“你怎么想这件事？”
“我不相信有海怪。”
“伦敦《泰晤士报），”乔回答说，“并不喜欢载轰动效果的文章，并且巨型鱿鱼确实存在，尽管我们所知的最大的鱿鱼类是种柔弱的、肌肉松弛的兽类，不足一吨重，尽管他们有着４０英尺长的手臂。”
“就这样？那样的一只动物不可能将１５０吨重的大帆船翻过来。”
“的确如此，可是有许多明证说明那种所谓的巨型鱿鱼仅只是一只大鱿鱼而已，也许海中的乌贼类动物确实是很庞大的。再说，仅仅在‘珍珠’号事件发生的一年以后，有人看见巴西海岸边的一条巨头鲸正在一个很大的漩涡中挣扎，最后被漩涡拖到了海底。你可以在１８７５年１０月２０日的《伦敦插图新闻》中找到具体的描述。还有，在《白鲸》①中也可以看到相关内容……”
【① 赫尔曼·麦尔维尔（美国１９世纪著名作者）的代表作。】
“哪一章？”
“哦，取名为‘鱿鱼’的那一章。我知道麦尔维尔是个非常仔细的观察者，可在这儿他确实放过了一个重要的细节了。他描写在宁静的白天，一个巨大的冰山从海里升起，就像发生了雪崩——才从小山上滑下的新雪。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这里——印度洋中，也许位于‘珍珠’号出事点以南１０００英里处。天气条件极为相似，请注意这一点。
“‘佩科德’号上的人看到水面漂浮着什么？我把这一段背下来了，我很仔细地研究它，那是一只‘庞然大物，长度和宽度都有好几弗隆①，颜色是晃眼的雪白色，难以想象如此长的手臂从中心四散开来，绞缠着，扭曲着像一个蟒蛇的巢。’”
【① 弗隆Furlong，英国长度单位，等于１/８英里或２０１．１６７米。】
“等一等，”在一旁听得着迷的谢尔盖突然插了一句，“一弗隆是多少？”
乔被问得有点尴尬。
“当然，一弗隆相当于１／８海里——６６０英尺。”他扬扬手来制止我们表示怀疑的嘲笑。“哦，我相信麦尔维尔并没有在这点上纠缠具体长度。就是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碰到巨头鲸，他在搜寻一个恰当的长度单位来描述这种非同寻常的巨大之物。因此他自动地从‘？’跳到了‘弗隆’。这是我的看法。”
我把那部分没动过的咖哩肉推开。
“如果你想讲些吓人的故事，让我停止工作的话，”我说，“你肯定搞错了，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真的遇到大鱿鱼的话，我会剪下它的触手，然后带回来留作纪念。”
２４小时后，我坐上大“龙虾”——微型潜水艇出海了，然后缓慢地沉入海底，一直到那个损坏了的栅栏旁边。整个操作计划简直没办法保密，那个兴趣盎然的观察家——乔也上了另一艘汽艇。问题出在俄国人那儿，不在我。我曾经提醒过夏皮罗，他们太相信乔了。当然卡尔普欣那斯拉夫式的好怀疑的个性促使他否决了我的提醒。完全可以猜到他正在考虑着什么，为什么一个美国记者在这时候出现呢？其实也完全忽略了显而易见的答案，即亭可马里就是一个令记者穷追不舍的重大新闻。
深水作业是一项最缺乏激情或魅力的工作，——尤其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它时，更是如此。激情就意味着缺乏远见，意味着没有能力。无能的情形不可能在我的事业中长久出现，我也不会长期容忍只追求刺激的人。我像那些查漏补缺的水管工对待一个漏水的龙头一样，不露感情地处理我的工作。
栅栏设计得易于维护，因为或迟或早它都要被替换。幸运的是，没有一根网丝遭到破坏，而且用扳手拧螺丝时，很快就扭开了。然后，我打开举重臂的控制阀，不费吹灰之力就举起了那块坏了的栅栏。
在水下作业时慌慌张张地操作，这是最犯忌的事。如果你想一下子做很多事，你就等着出错吧。如果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并且你可以在一天内干完那些原说要一周才能完成的工作，那么，客户就会感到他的钱花得太不值了。尽管我确信当天下午我就可以把栅栏换好，但是我还是随坏栅栏一道浮出水面，并且终止了那天的工作。
温差热电偶立即被送去检查，那晚余下的时间我全在躲避乔。亭可是个小城，我设法躲开乔的造访，于是我走进当地的一家电影院，我整整坐了几个钟头，看一部泰未尔电影。这部冗长的电影写三代人都遭受到家庭内部因为身体错位引起的纠葛痛苦，酗酒，自暴自弃，死亡，以及精神错乱。影片使用了许多造作的、鲜亮的色彩以及声音的立体效果，喧闹不堪。
第二天早晨，尽管有点轻微的头痛，我还是在黎明时分就到了现场。（乔也到了，谢尔盖也到了，他们准备去安静地钓一天鱼）我爬进“龙虾”，同时兴奋地向他们挥了挥手，补给船的起重臂把我从汽艇的一侧放下水。而另一侧，在乔看不见的地方，就是那块替换的新栅栏。到水下几？深的地方，我才把它从起重臂上取下，然后把它带到亭可深海的底部，在那儿，没折腾多久，不到下午４时就安好了新栅栏。
我仍在坚持着“砾石滑坡”的假设，因为一时还找不到更合适的解释。我希望俄国人能接受这种说法，这样我就可以了结我和乔之间的这场谈论阴谋的愚蠢的游戏。
当夏皮罗和卡尔普欣两人拉长着脸来看我时，我明白了，好运气是不会有的。
“克劳斯，”列夫说，“我们希望你再下去一次。”
“你出钱，”我回答道，“但是你想我去做什么呢？”
“我们检查了那个坏了的栅栏，热电偶那部分弄丢了。迪米特里认为那一定是有人专门把它拆下来后带走的。”
“他们干了一件该死的蠢事儿。”我回答道。
“我可以保证这决不是我的人干的。”
我在卡尔普欣面前开这种玩笑简直太冒险了，并且没有人感到幽默，即使是我本人也一样。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他是有根据的。
当我最后一次潜入亭可深海时，太阳正在降落，不过，白昼的结束对海下作业并没有什么意义。我沉到２０００英尺深的海里，没有打开灯，因为我喜欢观察海里发光的生物，它们在黑暗里闪闪烁烁地发着光。有时，就像观察窗口边爆炸的火箭一样。在这个空旷的水域中没有发生冲突的危险。我把全方位的潜艇声纳装置启动，这样它会比我的眼睛更好地警觉险情。
在４００噚深的地方，我发现有些不对劲儿。通过垂直声波探测器，已经能探知到海底，然而“龙虾”行进得很慢。我下降的速度低得不能再低了。只要我打开另一个大容量的浮罐，让水进去，很快就能把速度升上去，不过我犹疑不定该不该这么做。在我的行当里，任何超越规范的事都需要一个理由，我曾经有三次挽救了我自己，就是通过按兵不动，等待一个合适的理由而得以实现的。
我在温度计那儿找到一个答案。外面的水温比本该有的温度高出５℃。很遗憾的是，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了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