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抽几个疑似病人的血。其中一个是老妇，皮肤松弛，瘦骨嶙峋。非洲人不大好判断年龄，她可能是60岁，也可能是75岁。她发着高烧，嘴里说着胡话。在她身上没有发现出血症状，但她是从确认有埃博拉的地区来的，狄克森高度怀疑她也是埃博拉患者。梅茵按着她的胳膊，狄克森把针头插进她的静脉，开始回抽。两人都没想到，她在这时突然翻身，力气大得异常。梅茵可能太疲乏了，没按住，针头滑了出来，剌穿了狄克森左手的手套。
狄克森立即脱下手套，在姆指甲根部发现一滴鲜血，肯定是他的血。这么说，带有埃博拉病毒的针头可能已经将病毒带到他体内。
那一会儿，狄克森的大脑是一片空白。他完全知道这个小意外的后果，1976年第一次埃博拉疫情之后，在伦敦实验室里，一位同事普拉特里做动物试验时也被针头剌伤过。尽管普拉特马上用消毒剂彻底清洗了伤口，后来仍大病一场，几乎送命。好在事发时他是在英国而不是在非洲，能享受最高级的医疗护理。他病愈后，英国卫生部门专意为这桩意外召开一次质询会，会上一位英国官员问，他那时为什么不当机立断，把受伤的姆指剁掉？这可不是玩笑，相比染上埃博拉的后果，剁掉一个姆指是相当小的牺牲。这会儿狄克森没按这个办法去做，多半不是心疼一个姆指，而是怕把女儿吓着。
梅茵的脸色变得惨白，因为自己的疏忽，义父很可能会送命！她的泪珠扑塔扑塔掉下来，在面具上流出两条河。狄克森忙安慰她：
“别怕，别怕。我现在立即消毒，没问题的。”
他把姆指彻底消毒。埃博拉无药可治，唯一办法是用埃博拉患者痊愈后的康复血浆来注射，痊愈者血中有相应的抗体，按理说应该起作用的。他手边就有上次疫情中收集到的血清，虽然不新鲜了，但至少经过仔细的过滤，除净了其中的绿色杂质，用它来注射，至少在心理上是个安慰吧。他用干净针头吸进有抗体的血清，让梅茵为他进行注射。
现在只有等待了。除了祈祷抗体起作用，也祈祷这个老年妇女患的不是埃博拉。虽然心情阴郁，极度疲累，他不能休息，还得完成离心血清的工作。梅茵擦擦泪水，说：
“爸爸你休息吧，我来做分离。”
狄克森知道这会儿没法劝女儿睡觉，当然他也不放心女儿独自操作，就坐一边指导着她，把十几管样品血做完分离，用从喀土穆带来的干冰冷冻起来。手摇离心机摇起来很累人，但梅茵坚持不让父亲换她。她是以此来多少弥补内心的负罪感。这些工作做完后，已经是清晨了，深蓝的天空中残星闪烁，非洲的旷野蒙在雾气中。狄克森硬逼着女儿去休息，他自己不能睡，还要对病人的血清作荧光抗体试验，以初步确定这次的疫情。今天做这个试验格外重要――那位老年女患者是不是埃博拉病人，对狄克森可是生命攸关的。
梅茵毕竟是个孩子，确实坚持不住了，躺在父亲身边的草席上，不一会儿就睡熟。这边狄克森把含病毒的一份血清吸进小瓶里，用来检测病毒的玻璃片已经备好，上面有固定好受埃博拉感染的细胞。把血清滴到玻璃片上，加上荧光标记，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如果它闪闪发亮，那就是阳性。
狄克森把那位老妇人的试验放到最后去做――把命运的揭晓尽量推迟吧。前面所做的试验有七例是埃博拉，闪闪发亮的荧光实际上宣判了那七个病人的死刑，绝对没救的。等狄克森做最后一例试验时，禁不住嗓子发干，手也微微颤抖。他镇静了自己，慢慢调整着显微镜，玻璃片上，细胞显露出它们的轮廓和细胞核，都呈灰色、绿色和黑色，附着荧光的斑点，但它们没有闪闪发光。是阴性！
狄克森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次的阴性结果并不能确切排除埃博拉的可能，也许病人尚在发病初期，没有产生抗体。但至少说，他的死刑被缓期了。他真想把这个好消息立即告诉女儿，但梅茵睡得正熟，不忍心唤醒她。就在这个时候，仿佛与他有心灵感应，梅茵抬起头，迷迷糊糊地问：
“爸爸，荧光试验做完了吗？是不是阴性？”
她在睡梦里还在挂念着试验的结果呢。狄克森想吻吻她，不过及时止住了这个念头――他的病情还没最终排除呢。他轻松地说：
“对，是阴性。”
梅茵的睡意一下子没了，跳起来，抱着爸爸的脖子欢呼，眸子里闪闪发光。狄克森赶紧用手挡住梅茵的嘴唇，不让狂喜的女儿吻到自己。
早上，狄克森和梅茵赶到恩扎拉机场，飞机驾驶员已经准备起飞，他们一分钟也不愿在疫区多停。狄克森把包装好的血清和组织样本交给机长，请他务必尽快转到美国大使馆。机长对医学一窍不通，没想到这个包包内装的，恰恰是他们急于逃脱的埃博拉病毒。机长只是随口问一句：
“什么东西这样关紧？”
狄克森面不改色地说：“是我的证件，快过期了，要赶快送大使馆重新签证。”
能够马上离开这儿，机长的情绪好多了，笑着说：“放心，我一定尽快转交。”
那架破旧的警用飞机在凹凸不平的柏油路上颠簸着前进，让旁观者非常担心它能不能起飞。不过最终它飞起来了，消失在北方的天空。梅茵偷偷看着父亲的表情，父亲显得很平静，没有为刚才的谎话而内疚。当然，那些样本经过仔细的包装，一般来说，机长没有受到传染的可能――如果他过于好奇而私自打开，或者飞机失事，那又另当别论。义父的行事方式对梅茵上了第二课，很重要的一课：
当你全力去实现一个高尚的目的时，可以使用一些不大高尚的手段。
十几年后，梅茵用色相引诱斯捷布什金，或者在孤儿院中偷偷撒播病毒时，都是遵循着这样的道德准则。
对这几个病人的抗体荧光试验连续做了几天，最后确诊老妇人不是埃博拉，狄克森彻底得救了。那时WHO派来的后续部队已经赶到，为首的是海伦，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曾经当过比利时伞兵，是一位雷厉风行又颇具同情心的人。海伦接手后就催促狄克森走：
“走吧走吧，快点带女儿去看野生动物。你们的义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苦难该由我们来承担。”
父女俩同埃迪医生告别，临走时又去看望了那位老妇人。她已经彻底痊愈了，坐在床上，用手指梳着锈成一团的头发，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同邻床友好的交谈。她当然不知道为她抽血时发生的那一幕，不知道自己的痊愈意味着另一人也被死神赦免。梅茵和父亲相视而笑，心中说不出的轻快。
直到十年后的1986年，那时艾滋病已经发现5年了。狄克森忽然想起那批1976年从扎伊尔抽取的600份血样。那些血样全部做过埃博拉病毒检查，但里面会不会也混杂有艾滋病毒？梅茵那时已经在北卡罗米纳大学毕业，在CDC的艾滋病新实验室工作。狄克森提出建议，并经CDC同意，从冷藏箱里取出这批旧血样，让女儿做了认真的细胞培养。因为血样太陈旧，做起来很难。不过梅茵最后成功了，得出了确实的结果――在这批血样中有0.8%的艾滋病人。
梅茵提取的这些病毒成了艾滋病的原型菌株，对此后研究艾滋病毒的衍变立了大功。此后CDC在中部非洲几个国家做了大规模的检查，结果证明，且不管艾滋病是否来自于密林中的黑猩猩，但至少它已经在中部非洲农村稳定存在了相当长时期，发病率大致在 0.8%－0.9%左右，是一种比较温和的传染病。此后，至迟截止到八十年代末期，它在非洲农村仍保持着这个传染比率。只是在城市中，由于人群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主要是性方式的改变，出现了大批此地所谓的“自由妇女”，即妓女），它才突然变成一场世纪性灾疫。
在600份旧血清中确认艾滋病毒的那一刻，狄克森与女儿相对苦笑，止不住后怕！幸亏十年前他给自己注射的那管血清不在0.8%之列，否则他就会成为美国第一个艾滋病病人了。回想当年，狄克森看到苏丹延比奥医院用未经消毒的针头重复注射，对埃博拉疫情推波助澜，那时他曾感慨：现代技术一旦被愚昧的医生滥用，就会比原始社会的无医无药还可怕。现在呢，他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埃迪医生那样愚昧的人，不过层面不同而已。而且以后的科学家们会不会犯类似的错误，谁也不敢断言。今人笑古人，后人复笑今人，问题是谁都不愿把自己摆在小丑的位置。
这对狄克森是一个警示：自视甚高的科学精英们其实远不能把握科学的副作用。科学家能透过表面，看透较深层面的大自然运行机理，也许还能看透第三层、第四层但自然界还有第五层、第一百层、第一万层机理呢，你永远无法穷尽它。
两人离开疫区，匆匆赶往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交界处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塞伦盖蒂在土着语中指“永远流动的土地”，并不是指草原的流动，而是动物的流动。每年夏季，成百万的角马、斑马会从这儿向北迁徒，去马塞马拉湿地，等塞伦盖蒂的旱季过去后再返回。这种行为已经刻印到这些动物的基因中，成了它们永远不会改变的天性。坦桑尼亚政府因为人类的利害曾想阻止它们，在它们迁徒必经之路上树起了重重铁丝栅栏。结果可想而知，浩浩荡荡的动物大军势不可挡地踏平了栅栏，继续它们已经延续百万年的行军，把坦桑尼亚政府的努力变成了笑柄。
梅茵在电视上看过角马的大迁徒，非常向往，也许是记忆上的“返祖作用”吧，梅茵像大多数人一样，天然地向往着蛮荒和野性世界。她在电视上看了以后还不过瘾，老对义父说：什么时候能去非洲亲眼看一看？她的心愿最终促成了这次非洲之行。现在，因为在扎伊尔耽误了几天，时间有些晚了，角马的大迁徒已经开始。狄克森租了一辆吉普，提前赶往格鲁美地河等侯角马群，这条河与迁徒路线斜交，是迁徒途中唯一的水源，角马群肯定会经过这里。司机兼向导是一个土着马萨依人，鼻子上挂着奇形怪状的饰物，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他只会说很少的法语，而狄克森的法语也仅够最简单的交谈。不能沟通时，马萨依司机就露出白牙齿憨厚地笑，恭顺地对客人的连连点头――然后照着他自己原来的想法去做。后来狄克森父女干脆把行程全托付给他，反正这是没法的事儿。其实这位马萨依人已经是部落里少有的“现化代先驱”了。吉普车途中经过一些马萨依部落，这儿完全没有现代文明的任何痕迹，居民住在一种用牛粪砌成的房子里。他们很热情好客，在路边向吉普挥手，群声尖叫，露着白牙齿憨笑。他们虽然贫穷，但都很健康，黝黑的肤色，弹性十足的步伐，洋溢着十足的活力和野性。看着他们，梅茵不由想起扎伊尔那些同样贫穷但却失去了健康的人群，心想两者之间的反差太大了。那时她有一个想法：也许处于蒙昧中的土着人并非不幸福，反倒是刚刚接触现代文明的土着人要承受苦难。
他们在河边停下，车上有毛毯，铺在地上就是简单的床铺。他们吃了干粮，喝水就喝河水。这对梅茵来说已经不啻琼浆玉液，在扎伊尔疫区，他们一直在饮用水中加碘化物杀菌，味道极为难喝。那晚他们乏透了，很快入睡。第二天，太阳升起后，忽然地面之下隐隐传来擂鼓一样的声音。司机兼向导趴在地上听听，指着远方兴高采烈的说：
“来了！来了！”
地平线上腾起大团的烟尘，然后，清晨的阳光照出一片流动的生命，一条肉体的洪流。成百万头角马和斑马以磅礴的气势从南边出现，向格鲁美地河跑过来。草食动物群的周围则是狮子和猎豹，它们不紧不慢地跟在旁边，盯着群体中的幼仔，有时借着尘土的掩护发动一场奇袭。角马和斑马群对此逆来顺受，只有母马扑过去同狮群缠斗一会儿，但这通常改变不了幼仔的命运。等幼仔的死亡已经无可挽回时，母亲们悲哀地嘶叫着，抛下幼仔的尸体，回到角马群中，继续它们的行程。现在它们到了河边，陡峭的河岸下就是它们十分渴望的饮水，但冥冥中的本能告诉它们，河里同样有凶残的敌人――鳄鱼。领头的角马磨磨蹭蹭地走向河岸，走几步，嗅一嗅，嘶叫一声，又退回去，进进退退犹如死亡之舞。身后的角马群也闻到了水的气息，迫不及待地向前挤过来，慢慢将前边的角马向河里挤去。终于，汹涌的角马群将一头角马挤到了水中，它恐慌起来，四肢乱蹬地往回扒，在角马群中引发强烈的骚乱。隐伏在水下的鳄鱼乘势开始进攻，利齿一闪，咬住一头角马的脖子，又用剧烈的翻滚把角马的喉咙撒裂。紧接着又有几头角马被咬死，拖入水中，鲜血在水中扩散，染红了大片的河水。这时大部分角马反而不害怕了，悲壮地嘶叫着，踏着同伴的尸体甚至鳄鱼的身体，汹涌地向对岸涌过去。这中间仍不时留下几个牺牲者，但大批角马顺利抵达彼岸，在岸上蹦跳着甩干身上的水，一刻也不多停，立即向对岸的草地跑去。它们的欢快之情似乎伸手可掬。
马萨依向导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场景，他已经是见惯不惊。梅茵则被深深打动，几乎忍不住自己的泪水。毕竟亲眼所见比电视上的场景更为真切。这是生与死的搏斗，是物种的宿命。尸体侧畔是流动的生命之河，个体的牺牲换来种群的延续和昌盛。这幕活剧已经上演了亿万年，还要永远延续下去。她的心弦被拨动，发出悲凉悠长的共鸣。她不想让义父看见自己流泪，就把脸扭向一边。实际上狄克森的震动也不在女儿之下。
一头角马从鳄鱼的利齿下逃生，摇摇晃晃地爬回这边河岸。它受的伤看来并不重，但晃悠一会儿，最终倒在地下，倒下的地点离这儿不远。作为一个流行病家，狄克森对此很敏感，对梅茵说：
“它像是生病了？走，咱们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