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律师从容地说:“我至今仍不表示疑义--减毒的天花活疫苗从广义上说仍属于天花病毒,而不是白痘或水痘。活疫苗和原生病毒在细胞结构上有细微区别,但主要区别是致病性。你们提供样本要求鉴定时,是要求分辨它是天花还是白痘,三家机构给出了正确的结论。但如果你们要求分辨是天花还是减毒天花,他们肯定需要做另外的鉴定。我谨告知法庭,我们已经申请第二次鉴定,结果可能在两天后拿到。”他解释道,“病毒与其减毒后变成的活疫苗,在DNA结构上是可以区分的,可以通过PCR,即聚合酶链式反应,扩增之后测序。而在产生毒性的蛋白质层次上,做抗体实验可以区分,通常是western印记实验。此外,对蛋白质做酶活性检验,或把制成晶体之后做X射线衍射实验,都行。”

他看公诉人显然还没有从这记闷棍中醒过来,便好整以暇地说,“我不妨班门弄斧,多少介绍一点活疫苗的常识吧。早在1885年,巴斯德就用久置干燥的办法对狂犬病毒减毒,发明了狂犬病毒的减毒活疫苗。还有,今天世界上广泛使用的卡介苗是肺结核菌的减毒活疫苗,小儿口服的脊髓灰质炎糖丸也是活疫苗,一共有三种亚型。过去对天花的治疗不使用活疫苗,这是由于自然界存在一种巧合--牛痘病毒与天花结构相近,既不使人致病又能激发对天花的免疫力,所以对天花活疫苗的研究基本被忽略(注:天花病毒经家兔、牛犊、猴等动物连续传代后也可变成痘苗病毒,相当稳定,不易返祖为天花病毒。但有人认为这些试验不可靠,是实验室污染所致,所谓痘苗病毒实际上仍是牛痘)。但斯捷布什金和梅茵在这方面另辟蹊径,研究成功了天花活疫苗。也是三种亚型,含天花的西亚型、非洲型和欧洲型。”

公诉人冷笑道:“但你说的活疫苗却让一千人传染上了天花,死了一人,数人被毁容。”

杜律师心平气和地说:“其实受感染的远不只一千人,我的当事人估计有十万人以上,但大部分人症状很轻,没有进入统计数据--但他们已经悄悄获得了天花的免疫力。你以为种牛痘就没有牺牲者吗?我可以给你一个统计数据,在美国全国种牛痘的期间,美国每年因种痘死亡7万5千人,大约有几十万分之一的接种者会发生坏疽痘、过敏性紫癜及痘后脑炎等严重并发症。没办法,上帝就是这样居心叵测。疫苗既要能激发免疫力,就必然具有相当的毒性,这是一个解拆不开的死结。我的当事人对这种减毒天花活疫苗的研究还没最后完成,毒力还稍强,造成了一例死亡和几例毁容,我的当事人对此深感负疚。但我也想再给一个数据:即使按官方统计数据,这次漏泄也至少为一千人提供了终身免疫力。而天花的死亡率曾高达80%。这次美国的疫情,虽然有世界上最完善的医疗手段,也有143人死亡,数万人被毁容。你们可以计算一下,我的当事人避免了多少人的潜在死亡。”

公诉人有点难以招架了。看来,被告的确对天花病毒进行过减毒,这些减毒过的病毒究竟算是天花,还是活疫苗--这只是个语义学上的问题,没有严格界限,恐怕很难做严格的界定。但只要有这点空子,那个姓杜的家伙就足以把水搅混,让被告脱去主要罪名,最多剩下点渎职罪。至于天花从俄国偷运入境时是否已经减过毒,只有天知道。依情理分析,那个冷藏箱里的菌种应该是原始状态的天花。但斯捷布什金已经死了15年,死无对证。

法庭上的一千双眼睛都在看着公诉人,匆忙中他来不及仔细推敲,说:

“被告律师辩称,被告从俄国偷运入境的不是天花,而是减毒活疫苗,请提供确凿的证据。”

杜律师会心地笑了,觉得已经胜券在握--公诉人已经默认实验室里的是活疫苗,现在把矛头转到“过境时的天花”了,但这样的提法恰恰是公诉人的最大败笔。杜律师轻松地笑着:

“啊,我不知道。那个冷藏箱里究竟是天花、是活疫苗、还是那位俄国情人身上的精子――没准我的当事人想用人工授精的办法为他生育儿女呢――我完全不能确认。既然公诉人指控我的当事人有'非法运输传染病病原体'的犯罪行为,就请公诉人举证吧。”

公诉人脸红过耳,知道在慌急中自己犯了大错--这个举证责任确实应该属于起诉方。但这个举证很难。关于走私天花的证据本来就薄弱,是从“实验室有天花”反推过去才形成证据链。现在,实验室的证据一旦坍塌,那个证据链也就崩断了。他同助手紧张地商量着,一时无法回答。

听众席上的金明诚听到这儿,不禁暗自摇头。他一直关注着梅茵案的审理,但作为副市长,又不想太招摇,所以审判开始后他才悄悄进来,坐到后排。这会儿他暗暗恼火,检察院怎么派了这么个没有机变的家伙来上阵。上边要“严惩梅茵”,一是恼火她太胆大妄为,因为私人的行为差点把国家都装进去;二是想以此来对世界彰示中国的清白,并非一定要和梅茵本人过不去。现在,如果能从根本上否定“从俄国盗取天花”这个事实,公诉人满可以就腿搓绳,既达到原定目的,又放梅茵一马,何乐而不为。毕竟梅茵从私德上讲是个难得的好人,不,是圣人。不管她的观点是否有偏激怪诞之处,但她有宗教般的虔诚,为了信念而搭上了自己的一生,这种人在今天的世上已经极少见了。

公诉人还没有想出说辞来反辩,金明诚替他们尴尬,便转过脸,打量着听众席上的人。最惹眼的当然是一溜坐着的七个外国人,尤其是中间那个老人,面貌枯稿,脊背挺直,银发银须,像一个宗教先知。七个人一直默不作声,之间也不交谈,但仅仅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无形的威势。金明诚与梅茵交往多年,非常清楚梅茵对义父的敬重,甚至是敬仰,这让老狄克森在他心里有一种神秘感。他从没见过老人的照片,今天这个人才从神秘中走出来了。

被告席上的梅茵其实没怎么注意法庭辩论,一直远远地注视着义父。义父笔挺地坐在后排,有如雕像,让她回想起34年前。那年她15岁,义父53岁。义父领自己到非洲旅游,正好赶上扎伊尔的埃博拉疫情。处理完疫情的一天,义父就这样笔挺地坐在非洲的荒野上,整整思考了一夜。这一夜相当于释迦在菩提树下的49天,释迦就是在这49天中夜睹明星,开悟成佛,从那之后,义父就创建了十字组织,而梅茵是早期成员之一。这些年,她燃尽了自己的青春、精力、金钱甚至爱情,一直在悄悄推行着义父的信仰--杜律师刚才的宣讲其实尚未接触到这种信仰的核心--她对此从不后悔。

金明诚也注意到那对父女之间无声的交流。交流持续了很长时间,忽然梅茵的神情有些变化,悄声同律师说了两句,律师迅速向下边瞥了一眼,匆匆写了个纸条交给审判长。审判长也匆匆向台下瞥一眼,唤来一名法警,附耳低言几句。法警匆匆走到旁听席的后排,对七个外国人中坐在外边的那位说了两句。那个外国人非常震惊地跳起来,向坐在中间的狄克森俯身过去,喊他,用手推他,狄克森一动也不动。六个人都慌了,用英语说:

“快,救护车!”

陪老人来的苏珊摸了摸老人的手,试试鼻息,又翻开眼皮看看他的瞳孔,摇摇头说:

“没用了。”

金明诚的英语不行,听不懂他们的交谈,但这种场合其实用不着语言。狄克森先生已经过世了,坐化了。从他身体的僵硬看,他去世肯定已经有相当的时间,但他一直保持着笔直的坐姿,所以连近在身边的同伴都没有觉察。远处的梅茵是如何觉察的?她同义父之间有心灵感应吗?

梅茵看到那边的忙乱,知道自己的担心已经应验了。她想过来,询问地看看审判长。审判长犹豫片刻,侧身同两个审判员商量一下,站起来宣布:

“因法庭中出现意外情况,今天的审理中止,现在休庭。”

他向被告点点头:“你可以去了。”梅茵和律师匆匆走下被告席,向旁听席走去。这时,大部分旁听者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法庭内乱了,法警们努力维持秩序,敦促和引导旁听者包括记者们尽快离去。被赶走的人们不时扭过身,踮着脚往这边看,有记者把像机高高举过头顶,对着这边抢拍。

现在大厅里只剩下十几个人,除了六个外国人外,还有梅茵夫妇及律师、两人身后紧紧跟随的两名法警、金市长、拉斯卡萨斯和薛愈。老狄克森仍端坐在那儿,表情安详,眼睛也没完全闭上,似乎是半眯着眼在看世界。身体还没完全僵硬,但手足已经冰凉了。梅茵伤感地看着义父的遗容,眼眶红红的,但努力忍着,没有让泪水流下来。孙景栓走近,把妻子搂在怀里。身后的法警想干涉,犹豫一下,最后没有动。

救护车和殡仪车同时到了,两拨人都拉着担架车跑过来。他们看到这个架势,不知道该如何办,询问地看着病人(死者)的家属。梅茵叹息一声,说:

“送火葬场吧。”回身对六名外国人说,“有劳你们操办他的后事,骨灰随便洒在什么地方都行,我父亲心中没有国籍、地域的概念。小金,也有劳你了。”

金明诚简短地说:“交给我好了。等葬礼时你们两位也参加,看守所那边我去交涉。”

“谢谢。”作者:王晋康

她看了看薛愈,但没有说话。薛愈知道她是想催问寻找小雪的事,自那天小雪突然失踪,至今已经三个月。他尽力找了,还让警方发了通告,但没有一点线索。他知道这是梅老师最挂心的事,内疚地说:

“梅老师,寻找小雪的事我仍在尽力办,无论如何我要找到她,你放心吧。”

“谢谢。”

老狄克森被平放到担架上,小心地送进殡仪车,后车门咣地关上,把他同人世永远隔开。白色的殡仪车开走了。梅茵同其它人告别,上了警车。

看守所对梅茵夫妇很优待,两人都住着单人囚室。不过,虽说是单人间,但屋中设备同集体囚房是一样的,屋里只有一张大通铺,能睡十七八个人,用角钢焊成,木板嵌死在上面(防止犯人用来做武器)。屋里除了大床就只有一人宽的通道,集体囚室中,犯人们如果不睡觉,就整整齐齐蹲在这个通道里。天花板很高,吊着一只昏暗的灯泡,像一个眼神混浊的独眼老人,晚上一直默默地盯着你。住室外面连着半间露天房,是对犯人放风用的,上方焊着结实的钢筋网,墙角处有个水池、水龙头和便盆,是犯人洗脸和小便的地方。其它则一无所有,没有桌子、椅子、台灯等任何东西。

这儿条件虽然简陋,梅茵倒不在乎。她从小就习惯了吃苦,即使跟义父到美国后也是如此,义父作为流行病专家,经常去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在那些地方,能有这样一张大通铺已经是奢侈了。义父想培养女儿也当病毒学家,所以一直用艰苦磨砺她。

看守所对她的优待还有一条:住室和放风室之间的二道门不锁闭,可以随意出入。这天晚上她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披上衣服来到露天室,盘腿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仰望着钢筋网之外的星空。记得那次在非洲,义父“悟道”的那天,他也是这样,盘膝坐在帐篷外面,透过稀疏的金合欢树的叶子,久久仰望非洲深邃的天穹。他曾笑着说:坐在非洲的天空下,感觉离上帝更近。

当然他说的上帝不是耶和华,而是大自然。的确,处在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的美国,和处在天地洪荒的非洲,心灵上的感受大不一样。前者让你感受到科技的威力,觉得科技已经充斥天地间,把大自然变成百依百顺的妾奴;后者让你想到,人类不过是地球舞台上登台才数百万年的晚到者,甚至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人类在地球上扮演主角的时间能否像其它低等物种(比如繁盛上亿年的恐龙)那样长久,还很难说呢。

真的很难说,如果人类仍像现在这样狂妄强横、不知敬畏自然的话。

去非洲那年她15岁,对义父的好些话并没有很深的感悟。感悟随年龄而加深,也许直到义父在她面前坐化这一刻,她的感悟才到了火中涅磐的地步。依今天法庭辩论的情况,她很可能脱罪。但她现在的想法有变化--不,她不想拖延下去了,她要借此机会把义父的主张和盘托出,把它合法化,变成社会意识的主流。至于那是否会加重自己的刑期,真的不是她关心的事。

似乎听到隔墙囚室里有脚步声,那是丈夫的囚室,莫非今晚他也失眠了?三个月来两人虽然隔墙而居,却如远隔银汉,半点儿消息也不能互通。她走到墙边,想叩击墙壁引起丈夫的注意,但看看屋角的监视镜头,微微一笑,打消了这个鲁莽的主意。看守所对她已经很优待了,她不能滥用这种优待。景栓爱她极深,但两人的婚姻能否维持下去也是疑问。要推行义父(教父)的主张,首先得把心淬硬,因为你必然得面对那“不可豁免的痛苦和死亡”,包括马医生的不幸、小雪的毁容、甚至包括孙奶奶和义父的死。但孙景栓心太软,尤其是奶奶的死几乎把他压垮了,近来他一直陷于深重的负罪感中。她不忍丈夫这样受煎熬。

那就劝他走吧,离开自己,卸下这副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