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席上又起了一阵骚动。梅茵把两个无知工人放到这么危险的地方，一直对她们隐瞒病毒的真相，实在太残忍。公诉人满意地说：
“好，我没问题了。”
杜律师聪明地感受到下边的情绪（不满，甚至是厌恶），但奇怪的是，他不但不躲避，反而有意把这件事描黑。他问：
“请问，梅茵博士对你们采取什么防护措施了吗？比如防护服、密封面罩、进出实验室的消毒？”
“没有，啥也没有啊。俺们都奇怪呢，别人一碰上就得病，俺五个整天在里面，连口罩都没带过，咋也没得病？”
“梅博士，还有偶尔去的孙总，是否穿防护服？”
胡翠花老老实实地说：“不，他们也从没穿过。别人说梅董坏话时，我就拿这事为她辩解，我说梅董在实验室里待的时间比俺们还长，工人下班后，她一个人老是在里面熬到深夜。她就不怕传染？”
“好，我没问题了。”
法庭传唤下一个证人。
“姓名和职业。”
“我叫薛愈，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曾经是被告梅茵的博士生。”
“在疫情发生前，被告曾告诉你，这个实验室里存有变异的、有可能产生致病能力的白痘病毒，对不对？”
“对。”
“疫情发生前，被告曾带你参观过实验室？”
“对。她是想劝我到这儿工作，接手这项研究，我没有立即答应。”
“能否告诉法庭，你为什么没有答应？”
“这项研究并非没有必要，但人工诱导病毒产生致病性，有相当的危险性，应该经过充分的公开的安全论证，不应是私人性质的研究。当然后来我知道，梅茵老师当时并没有告诉我真相。她所说的可能有致病性的病毒并不是变异白痘，而是天花。”
“那天她打开液氮冷藏箱或生物反应器了吗？”
薛愈犹豫一会儿回答：“那天我在实验室停的时间很短，印象不深了，好象她打开过。”
“我没有问题了。”
审判长问被告方，杜律师很干脆地说：“没有问题。”
法庭质证又进行了一会儿，这个案件的脉络已经相当清楚了。双方做法庭辩论和总结性陈述。公诉人说：
“被告在一个开放式实验室里秘密保存最危险的四级病毒，因管理不善造成漏泄，从而导致这次疫情。这些犯罪事实证据确凿。至于被告从俄罗斯非法运送天花病毒入境的犯罪事实，由于证人斯捷布什金已于15年前死亡，无法得到确凿的证言。但我们认为，俄国克拉索诺警方、张军、胡翠花等人的证言，包括实验室确实存在天花病毒的事实，已经构成了明确完整的证据链，可以对其偷运天花入境的犯罪事实做出合理的推论。”
他对审判的进展很满意，公诉陈述清晰有力，已经在三位审判员和听众中形成了深刻的印象。他看看杜律师，截止目前为止，被告方律师一直采取守势，却一直摆着一副处变不惊、胸有成竹的样子。庭审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还会能使出什么惊人的招数不成？
轮到被告方做总结性陈述，旁听席上忽然有轻微的骚动。一个白人老者被一个白人中年女子搀扶着，步履蹒跚地走进法庭。他满头银发，白须飘飘，面容枯稿，目光明亮，项上带一枚十字架，像宗教画中描绘的一个戒斋苦修的先知。五个带同样十字架的外国旁听者看见了，连忙离席迎接，把他俩安顿到中间的空位上。被告席上的梅茵看到义父抱病前来，眼睛湿润了。她担心义父的身体，远远地用目光询问。老人向她摆摆手，又点点头，示意她放心。
旁听席安静下来，但在众人们的感觉中，会场中已经出现一个无形的、但人人能感觉到的变化。狄克森的到来吸引了很多记者和其它人的目光，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视力的漩涡，一个无形的磁力场，一个有强大质量的黑洞。这个不可见的中心似乎能在冥冥中影响别人的心态，改变庭审的走向。
公诉人警惕地盯着他。老狄克森是在病况稍好后匆匆抱病赶来的，但在公诉人的眼里，他是有意选择在最关键的时刻走进法庭，因为从他进来后，杜律师的神态就不一样了，他目光炯炯，开始了被告方的反击。杜律师说：
“对公诉人所陈述的事件的脉络，我的当事人没有太大的异议，除了关键的一点--她从俄罗斯夹带入境的冷藏箱里装的并非天花病毒。至于究竟是什么，我现在就要加以解释。”
并非天花？此前听众们都已经从心理上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会儿竖起耳朵听他的话。杜律师不急不缓地说：
“为了说明事实，我要多少介绍一下梅茵的义父、美国的狄克森先生，和他创建的十字组织。我的当事人已经公开说过，她去俄罗斯是受义父的委派。我很奇怪，公诉方对她这项检举怎么一直置若罔闻？惩罚犯罪的执行者是应该的，总不能让幕后的教唆犯逍遥法外吧，即使那人并非中国国籍。我这会儿就来帮法庭做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属于份外的工作。”他笑着说，旁听席上有压低的笑声，公诉人和审判员们都觉得尴尬，他们不想节外生枝，所以一直避免追究这个美国人的罪行，但这么明显的宽纵，在法理上确实说不通。“下面，请法庭容许我占用两分钟时间，介绍十字组织的一些信仰，因为这些观点将与我即将陈述的事实有很大关系。”
审判长说：“请只讲与案情有关的东西。”
“好的。我会注意。十字组织是一批志同道合的科学家所建立的松散组织，今天有九个成员在场。他们在以下观点上有共识。”
他照着一张纸念下去：
"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生物都是生物圈中合法的成员，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不能以人类的好恶来肆意宣判某个物种的死罪，不管它是害兽、寄生虫还是病原体；人类在用科学这个利器来变革自然的同时，也应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应尽量保持自然的原有平衡态，不要过于粗暴地干涉，因为人类常常迷恋于短浅的利益，以一碗红豆汤而贱卖长子继承权；科学界有远见的人不能再沉默或仅仅坐而论道，应以实际行动中止人类对自然的强奸。
“具体到天花病毒这个对象上，他们认为：目前全歼天花病毒的决策值得商榷。虽然它使人类免除了天花上千年的蹂躏，这当然是巨大的进步；但它造就了非常危险的天花真空，这种真空可以用极小的代价轻易打破，从而把人类永远置于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胁下，此前美国的恐怖袭击就是明证。何况天花本身也有益处，比如它对艾滋病可能有抑制作用。最好的办法是适当减弱天花的毒性，让其在自然界中继续存在下去。”
他文诌诌地宣读了这些观点，又恢复他嬉笑怒骂的风格：
“观点的宣讲就到此为止吧，下边转到审判员们关心的犯罪事实。正因为十字组织有上述观点，或者说是信仰也未尝不可，其中一位俄罗斯成员、优秀的病毒学家斯捷布什金，就借工作之便，在威克特中心对天花病毒进行人工诱导，培养弱毒天花。后来，梅茵受义父委派，接过他的工作，进行进一步的减毒培养。没错，我的当事人后来不慎造成弱毒天花漏泄，但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它所引起的疫情如此轻微？为什么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长期接触也不受传染？只有一个原因，我的当事人私运入境并长期保存研究的东西，并不是天花病毒，而是--”他一字一顿地宣布，“天花的减毒活疫苗！”
会场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人们在努力消化他提出的这个新说法。公诉人仝光武像挨了一闷棍，心想这场官司怕是要输，达不到“严惩梅茵”的目的了。把事件前前后联系起来看，梅茵十几年来秘密进行的工作，应该确实是减毒培养。这次她无意漏泄的极有可能不是强毒天花，而是减毒活疫苗。仝光武不是医学专家，不知道二者在细胞结构上能否区分，恐怕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但名称的不同，对梅茵的量罪就大大不同了。他不甘心认输，反驳道：
“被告律师似乎忘了三家权威机构提供的鉴定报告？被告方对上面的结论并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