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呢？”我终于问出了这个最致命的问题。
格莫夫又摸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没有说话。手电光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还是使我想起了张彬，想起了他讲述自己那对一个球状闪电研究者来说难以言表的痛苦时的样子。于是我替格莫夫把话说了出来：
“从来没有成功过，是吗？”
但我立刻发现自己想错了，格莫夫笑了笑说：“年轻人，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福尔摩斯说过，案件不怕离奇就怕平淡，平淡无奇的案子是最难破的。如果三十年的研究没取得一点成功，那这事就太离奇了，这种离奇会激励人们干下去。可悲的是，现在连这种离奇都没有了，只有让人心灰意冷的平淡。我们成功过，三十年间成功地产生了27个球状闪电。”
我和林云再次被震撼了，一时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格莫夫又笑了笑：“我能想象你们俩此时不同的感觉：少校肯定高兴，因为军人只关心这东西转化为武器的可能性；而你呢，则悲哀，就像斯科达到达南极点时，看到阿蒙森留下的挪威国旗时一样。但你们这些感觉都没有必要，球状闪电仍然是一个迷，现在对它所知道的与三十多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一样多，我们真的没有得到什么。”
“这如何理解呢？”林云惊奇地问。
格莫夫缓缓吐出一口烟，眯眼看着光柱中那错综变幻的烟雾，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
“第一次成功产生球状闪电是在1962年，也就是研究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我亲眼见到了它，在雷电模拟器的一西放电后它出现在半空中，淡黄色，飞行时拖着一条光尾，大约二十秒后在空气中无声的消失了。”
林云说：“我能想象你们当时的激动。”
格莫夫摇摇头：“你又错了，当时球状闪电在我们眼中只是一个普通的电磁现象，3141项目最初并没打算做到很大的规模，当时上自科学院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者，下至参加项目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认为，对于一个已经把人送上太空的国家来说，只要集中科研力量，人工生成球状闪电只是时间问题，事实上，研究拖了3年才出成果已经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了。当那个球状闪电出现时，我们的感觉只是如释重负，谁都没想到，还有27年漫长的岁月和最后的失败在等着我们。
我们的信心当时看起来是有根据的：同自然中的雷电不同，这次闪电产生的条件和各种参数都被详细记录下来，我直到现在还能把当时所有的参数分毫不差地写出来。当时的闪电电流是12000安培、电压为8000万伏、放电时间为119微秒，总之是一次十分普通的闪电。放电时通有每秒2.4米的空气气流，功率为550瓦的微波，还有外加磁场……还有大量其他参数，普通一些的如气温气压温度之类，比较特殊的如用超高速摄影拍摄的闪电路径，以及各种仪器记录的现场磁场强度和形状、放射形指标等等等等，当时全部的记录资料我记得有《战争与和平》那么厚，属于绝密。当时正值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记得纳尔诺夫捧着那一大漯资料，说：‘我们把导弹撤回来没什么，还有更能让帝国注意胆寒的东西！’当时我们都想，以后只要按这些参数重复制造闪电，就能批量生产球状闪电了。”
“不行吗？”我问。
“我说过你们想得太简单了，接下来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用同样的参数重复的试验什么也产生不出来。气急败坏的纳尔诺夫让试验一直这样做下去，在以后的一年中，严格地按照记录的参数，共制造了五万次这样的闪电，仍没有见到球状闪电的踪影。
应该说明的是，在当时的苏联科学界，决定论和机械论是压倒一切的思维方式，研究者们认为自然界是由铁一般的因果关系主宰着。这种思维方式是由政治环境决定的，当时，李森科在学术界的阴魂不散，你在学术上偏离主流思想，虽然不至于像以前那么危险，但至少会断送自己的学术生命，像伽莫夫那样敢于离经叛道的人毕竟是少数。在基础科学和纯理论研究领域尚且如此，球状闪电研究当时被定位为应用项目，传统的直线性思维更是统治着人们的头脑。这样的实验结果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他们认为只要一次试验能产生球状闪电，以后按同样参数做的实验也一定能产生。于是纳尔诺夫对这五万次试验的结果给出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解释：第一次产生球状闪电的那次试验参数记录有误。
这件事本来是弄不大的，完全可以在纯工作范围内解决，如果有人因此受到处理，最多也就是因为工作失职。但纳尔诺夫惯于把一切都政治化，这事给了他一个排除异己的机会。他在给最高领导层的报告中危言耸听，说在3141项目中有帝国主义间谍破坏。由于3141属于国家重点武器研制项目，这事很快引起了注意，并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
调查组主要由、格鲁乌人员组成，纳尔诺夫也是其主要成员之一。对于后面试验的失败，他提出了一个‘化身博士’猜想，它来源于《化身博士》这本小说：小说的主人公配制了一种能让人产生人格分裂的药品，但他再次使用同样的配方配制出的药却不灵了，于是他认为新买回来的原料成分不纯，但后来知道，是他成功配制的那次所用的原料不纯，正是其中的杂质使他成功的。纳尔诺夫认为，破坏者在第一次试验中使系统偏离的预定参数，但歪打正着，偏离的参数产生了球状闪电，但这个偏离的参数当然没有被记录，记下来的是预定参数。这个解释虽然离奇，但在当时也是惟一能够被调查组接受的，下面的问题就是哪些参数出现了偏差。当时的试验由四个分系统组成，即雷电模拟系统、外加磁场系统、微波激射系统、空气动力系统，各系统的人员组成相对独立，被破坏者同时渗透的可能性不大，所以首先考虑其中一个系统参数偏离情况。当时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最关键的参数是雷电模拟系统的放电参数，而负责这个系统的设计和运行的人正是我。
这时已不是战前的肃反年代，仅凭无端的猜测是不能定一个人的罪的。然而就在这时，我的父亲在东德参加学术会议时叛逃到西德。父亲是一名生物学家，是执着的基因学派，但在当时的苏联，基因学说还处于大逆不道的境地，他的学术观点受到压制，精神上陷入一种深深郁闷，我想这也是他叛逃的主要原因。他的这个举动给我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调查集中到了我身上。我领导的小组中的一些人为了明哲保身，按照纳尔诺夫的授意对我百般诬陷，最终使我的间谍罪名成立，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但纳尔诺夫在技术上却离不了我，就向上面建议，让我服刑期间回基地继续原来的工作。回到基地后，我过着低人一的等的生活，没有人身自由，活动范围只能在基地之内，连穿的工作服颜色都同别人不一样。最难受的还是孤独，除了在工作中，没人愿意同我接触，只有组里刚分配来的女大学生平等的对待我，给了我许多温暖，后来她成了我的开始寻妻子。
作为一种逃避，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研究中。我对纳尔诺夫的憎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但说来奇怪，对他的那套‘化身博士’猜想，除去不相信有人故意破坏外，我还是基本同意的，我真的认为是未知的参数偏离导致了那次试验的成功。这让我心灰意冷，因为如果最后找到了那个或那些偏离的参数，只能使我更难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我在工作中丝毫没有考虑这些，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期望再次成功地产生球状闪电。
这以后的研究路线是很明确的：参数的偏离不可能太大，否则在放电时各种监测仪器甚至肉眼都会觉察到，于是试验时应该依次使各个参数在记录值上下进行微小波动，如果考虑到多个参数同时偏离的情况，这是一个庞大的组合，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肯定纳尔诺夫是故意陷害我，因为如果他相信是我搞的破坏，自然会想方设法让我说出使哪些参数偏离了，但他一次也没有问过我。而被无休止的繁重试验任务搞得筋疲力尽的其他人则对我充满了憎恨。但这时包括我在内，都相信再次成功产生球状闪电只是时间问题。
事情的发展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所有可能的参数偏离都试验过之后，仍没有成功，这倒使我意外地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当时正值勃列日涅夫上台，与那个放猪出身的前任相比，他喜欢附庸风雅，对知识界要温和的多。我的案子被重新审理，虽然没有宣判无罪，但还是被提前释放了，并给我提供了一个回莫斯科大学任教的机会。这可是在这偏远基地工作的人渴望的机会，但我留了下来，球状闪电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可能离开它。
现在要倒霉的是纳尔诺夫了，他要对研究的失败负责了，虽不至于像我那么惨，但他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前程算完了。他挣扎了一下，坚持他的‘化身博士’猜想，与以前不同的是认为偏离的参数可能在其他三个系统，于是又开始进行了大量的试验，这个试验计划更加庞大，如果不是被一个意外的发现打断，它不知要进行多久。
3141基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雷电模拟系统，在进行球状闪电研究的同时，也进行一些其他的军用或民用实验研究项目。在一次为防雷工程进行的试验中，竟然意外地再次产生了球状闪电！这次闪电的参数，同我们第一次成功试验的参数相差甚远，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至于各种外加因素，如磁场和微波激射等，这次试验中根本就没有，只是一次纯闪电！
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噩梦般的循环：在同一参数下把这次试验重复了上万次，结果同第一次一样，球状闪电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一次不可能有破坏者使参数偏离，连纳尔诺夫也承认他的‘化身博士’猜想有误了。他被调回西伯利亚分院，担任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行政职务直到退休。
这时，3141项目已进行了15年。纳尔诺夫走后，基地改变了试验方向，开始进行各种不同参数组合的试验，在其后的10年间，又产生9个球状闪电。每产生一个所需的闪电次数最少为7000次，最多达几十万次，每次产生时的试验参数均不相同，大部分相差甚远。
80年代中期，受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刺激，苏联对高技术和新概念武器的投入也在加大，这其中包括球状闪电的研究。基地的规模急剧扩大，试验次数成倍增加，其目的是想从大量的试验中找出产生球状闪电条件的规律。在这最后的5年中，共产生了16个球状闪电，但同以前一样，对于产生它的条件，我们没能发现任何规律。”
格莫夫领我们走近了那个梯形台，用电筒照着它说：“我把它当成纪念碑了，当被过去的回忆折磨的时候，我就到这来刻上些什么。”
我看着梯形台的这一面，在电筒的光圈里，我看到了许多曲线，好象是一群游动的蛇。
“这三十年的试验中共产生了27个球状闪电，这是用那27次试验中的主要参数绘制的曲线。比如这条，是闪电的电流辐值；这条，是外加磁场的强度……”
我挨着仔细地查看那些都是由27个点绘制的曲线，好象是在看一段段的噪声记录，或是某个生灵垂死时痛苦的痉挛，毫无规律可言。
我们跟着格莫夫转到了梯形台的另一面，看到上面刻满了名字。
“这是三十年中为3141项目献身的人，恶劣的工作环境夺去了他们的生命。这个是我妻子，死于因长期接触放电辐射而患上的一种怪病，浑身皮肤溃烂，极度痛苦的死去。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死于这种病。这是我儿子，他死于基地产生的最后一个球状闪电，这三十年间试验中所产生的27个球状闪电共杀死了三个人。那东西似乎可以穿透一切，谁也无法预料它把能量什么时候施放到什么地方。不过我们并不觉得进行这种试验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因为成功产生它的机会太小了，人们会从高度警觉中渐渐松懈下来，而球状闪电往往就在这时出现，造成灾难。当最后一个球状闪电出现时，试验现场的人安然无恙，它却穿透了厚厚的岩石，把处于中心控制室的我儿子烧焦了，当时他是一名在基地工作的计算机工程师。”
格莫夫关掉了电筒，转身面对着洞厅里广阔的黑暗空间，长长出了一口气：“当我走进控制中心时，看到那里还像往常一样宁静，在天花板上照明灯柔和的光芒下，一切都是那么光洁明亮，所有的计算机设备都在无声地正常运转着，只是在那洁白的防静电地板正中摊放着我儿子几乎全部被烧成灰的遗骸，仿佛是从什么地方向那里投射的一个幻影……在那一刻我认输了，在这自然或超自然的力量面前，经过三十年的奋斗，我彻底认输了，我的生活在那一时刻已经结束，以后只是活着……
当我们又回到地面时，雪已经停了，残阳在西边的树梢上，给雪染上了一层血红色。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向飞机走去，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也结束了。
回到格莫夫的住处后，我们三个整夜无节制地喝酒。西伯利亚的狂风在窗外呼号，《新思维》一本接着一本地在壁炉中化为灰烬。墙上和天花板上无数个球状闪电围着我旋转，越转越快，我仿佛陷入了一个白色光球的旋涡中。
格莫夫醉醺醺地说：“孩子们，找点别的事干吧，世界上有意思的事很多……人生就一次，不要浪费在虚无缥缈的东西上。”
后来我就在书堆中睡着了，梦中我又回到了14岁生日之夜，在那雷雨之中的小屋里，我一个人面对点着蜡烛的生日蛋糕，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也没有球状闪电，我关于他们的梦已经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格莫夫送我们直到机场，分别前，林云说：“我知道，您对我们说了许多不该说的事情，但请放心，我们以人格保证，绝不会把这一切说出去……”
格莫夫朝林云扬起一只手：“不，少校，我让你们来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一切公诸于世，我想让人们知道，在那个可悲的理想主义年代，有一群共青团员来到了西伯利亚的密林深处，在那里追逐一个幽灵，并为此献出了一生……”
我们紧紧拥抱，泪流满面。
飞机起飞后，我疲倦地闭起双眼靠在座位上，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旁边座位的一个乘客捅了我一下，问：“中国人？”我点点头后，他指了指座位前面的电视，好象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看电视他很奇怪似的。电视上正在播新闻，形势又紧张起来，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我太累了，已麻木的心对一切都不再关心，包括形势和战争。我转头看看林云，她正专注地看着电视，我很羡慕她，球状闪电只是她生活中一段时间里的一部分，失去它也不会对她构成致命打击。我不一会就睡着了，醒来时，飞机就要降落了。
傍晚的北京春风拂面，有一种令人陶醉的温馨，一时还看不出战争的阴影。冰雪中的西伯利亚这时对我来说已是一个无比遥远、似乎只在梦中存在过的世界。其实现在看来，我以前的所有生活也是一场梦，现在梦醒了。
在华灯初上的长安街上，我和林云相视无语。我们本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我们各自的世界相距那么远，是球状闪电把我们联到一起，现在，这个纽带不存在了。张彬、郑敏、格莫夫……在那个祭坛上被肢解的人已经够多了，再加上我一个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感觉到自己心中那已经熄灭的希望之火又被泼上了冷水，现在那里只剩下浸在冰水中的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