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垫子上坐起来,因为头昏眼花,所以身体有点儿晃。“格拉夫和维曾巴赫怎么样了?”我问。我尝试回忆当时的情况,却只记得一团模模糊糊的颤动影像,我举起了韦伯利手枪,还有巨大的深灰色物体在打着旋儿的雪中来回移动,尖叫声不绝于耳。

  “问得好。”帕桑说。他的声音里夹杂着警告的语气,不过我只顾着疼了,没能分辨其中的意味。

  “如果你能站起来,杰克,”帕桑说,“我们扶你到外面,在更多的秃鹫到来之前,给你看点儿东西。”

  “你来解释吧。”吉米?可汗对帕桑说,然后拍了拍我的后背,这一下正好拍在绷带覆盖伤口的位置。我强忍着,才没有呼痛。

  就在我们被远距离伏击的附近,有一块宽大的平坦砾石——显而易见,那两个德国人一直藏在后面,就在去年他们给马洛里、欧文及1922年丧生的七名夏尔巴人树立的三角形岩石纪念碑另一边20来码远的地方——在这块砾石之上,乌尔里希?格拉夫和阿图尔?维曾巴赫被斩下的脑袋被钉在整齐排列的一排短桩上。他们的眼睛瞪得滚圆,似乎正在充满惊讶地盯着我们看,因为死亡,他们的眼睛上覆盖了一层白色薄膜,变得呆滞起来。他们的脑袋边上是四条被撕断的手臂,手还连在上面,两条右臂位于格拉夫头颅的左边,而两条左臂则位于维曾巴赫头颅的右边。

  “我的老天呀。”我轻声对帕桑说。看着站在几码开外满脸堆笑的吉米?可汗,我又轻声说道:“可汗和他的人真的是好好教训了这些可怜的恶魔。”

  帕桑医生看着我,眼睛一眨不眨。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似乎大得很。“可汗先生告诉我,他和他手下的55个人在事发后三十分钟左右到了现场。他和他的人非常惊讶地看到耶蒂对德国人的出现非常愤怒,料理了我们的敌人。”

  “这太荒唐了。”我说。不过我终于弄明白了帕桑语气中的警告意味,看了看他,然后闭上了嘴。出于某种原因,强盗们希望我们相信,是耶蒂在漫天飞舞的雪中杀死了那两个德国人,而不是几个浑身上下穿着皮毛衣服的野蛮强盗骑在马上干了这事儿。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想要我们相信这个故事,不过我终于还是想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得紧紧闭上嘴巴。这些强盗已经敲过我的头了。

  狂风从珠峰上吹下来,沿着槽谷吹过砾石,吹乱了揳在桩子上的死人短发。此时秃鹫已经成群结队地飞了过来,啄食那两个人的眼睛,开始了它们的大餐,我连忙别过头。

  “我昏迷了多久,帕桑?”

  “大约五个小时。”

  我看了看我那块依旧嘀嗒运转的怀表。(我父亲从不拿便宜货当礼物)刚过中午,吉米?可汗和他的两个手下走到近处,交叉着双臂,嘟囔着什么,很满意那些被斩断的脑袋、四条被砍断的手臂以及皱缩得很严重的死人手。我第一次注意到,在那巨大的砾石平台后面约15码的地方,有一堆高高的东西,估计是那两人的内脏。我没有看到他们肢体的其他部分。

  “是人熊雪人。”吉米?可汗说,他的两个手下嘟囔着,点头表示同意,“耶蒂。”

  “很好。”我说。我摇摇晃晃地从胜利纪念柱和一大堆残碎肢体处走开,找到一块小砾石坐了下来,“你说什么都行,吉米?可汗先生。”

  “我在他们的头盖骨和其他分离的肢体上没有找到弹伤。”帕桑医生说,仿佛在给强盗提出的耶蒂杀人这个白痴论提供法医验证方面的支持。

  可汗哈哈笑,我看了帕桑一眼,我的眼神本应该很犀利才对,足可以让他吓一跳,但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效果。或许是因为我的头没完没了地跳动着作痛,所以我眼神中的威慑力减弱了。

  “后来呢?”我问。

  “可汗先生和他的同伴允许我搭一顶帐篷,让我把子弹从你身上取出来,并让你休息几个小时,”他轻声说,“不过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帐篷搭在这附近。很明显他们认为古鲁仁波切的化身,也就是绒布寺的扎珠仁波切听说这里发生了这么血腥的事儿后会很不高兴。”

  “我认为那位古鲁仁波切喜欢散布耶蒂在绒布河谷出现的故事。”我说,“还记得绒布寺里那幅相当新的壁画吗?那幅壁画吓得普通人和喇嘛都不敢接近这座山。”

  “哦,可汗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坚持让我们立刻返回东方,今天下午就启程。他们给我们两个人都准备了蒙古马。”

  “我们不能走,”我惊讶地说,“雷吉和理查……”

  “他们不会下山……至少不会从这条路下山,”帕桑说,“我肯定这一点。所以我们应该和吉米?可汗及他那些友好的强盗一起走,杰克。他们提出要带我们从此处往正东方走,然后再次向南走,翻越舍波拉山口。他们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印度。而且,因为我们轻装简行,如果高山山口的好天气能够持续,我们就用不着像来时那样耗时五个星期才走完那段路程,我们回去时甚至还用不了三个星期。在回大吉岭的这一路上,吉米?可汗和他的人会骑马和我们一起走,保护我们,如果你的伤口疼或头痛,他们就会用轿子抬着你走。”

  “他这么帮忙,肯定有所求,”我没精打采地说,“就连他的老朋友雷吉都要给他上贡才能从他的地盘上过。”

  “我提出,只要我们安全地抵达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种茶场,我就会给他1000英镑。”

  “什么?”我喊出来,“我们根本没有1000英镑给这些强盗!我们俩连1英镑都没有。”

  “你忘了吗,佩里先生,”帕桑悲痛地说,“如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回不来——我真诚地向我们的救世主祈祷她能回来,而且是很快就能回来——她就把整个种茶场都交到我手上。她唯一的条件就是只要她在林肯郡的姑妈布罗姆利夫人活着,我就要把茶场每年三分之一的收入交给她。我突然间发现自己有钱了,不过愿上帝保佑这只是暂时的。无论如何,考虑到迪肯先生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让你传递回伦敦的消息是如此重要,我认为花1000英镑换取可汗在我们回去的路上提供保护和马匹非常值得。可汗的人很少去印度大吉岭这么远,但是可汗先生为人很慷慨。他甚至还会留两个人在大本营附近待两个星期,好看看我们的朋友有没有从这条路下山。”

  我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我抬头看着珠峰,此时的珠峰大都已经被雪云遮盖住了,狂风从北部山脊和北坳上呼呼刮着,然后又看了看砾石上那两个德国人双眼圆睁的头颅。此刻秃鹫忙得很呢。

  “如果我们不打算亲自留在这里等待他们的消息,”我轻声说,试图理清思绪,“那我们出发前往大吉岭宜早不宜迟。我们去看看他们给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矮种马吧。”

  28

  八月中旬的伦敦偶尔会闷热难耐,可现在的空气里却夹杂着一丝寒意,让我想起了十个月前我们去皇家地理学会时的情形。当然了,八月份树叶尚没有变色,不过空气里却包含着些许味道……我觉得那是人们在屋里燃烧煤炭和木柴而散发出的烟味儿。我穿了三件套的厚羊毛西装,我那套最好的定制西装在我出门期间不翼而飞了,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我希望这刚刚来到的短暂寒意不会令这套衣服显得那么扎眼。

  那栋大厦已经很有年头了,再加上常年被煤烟熏,现在已经变成了棕色,大堂十分壮观。脚步声在瓷砖和大理石上回响着。我告诉守门的卫兵,我约好了和财政大臣见面,他领我找到一位接待员,这位接待员领我去见了一位文书,这位文书带我去见了这位大人物的助手,这位助手又把我带到了一间贴有壁纸的等候室里,让我坐在一张破烂的皮沙发上,只等了两三分钟后,我就被带到了财政大臣的里间办公室。

  财政大臣。雷吉和理查用隐晦的话谈论这个人的时候是多么可爱啊,他们说他是“我们那位喜欢签支票的共同的朋友”,还说“我们那位非常喜欢黄金的朋友”。在独自坐船从印度回英国的漫长旅途中,通过看报和向别人打听,我才弄明白他们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指的是这位财政大臣决定要在鲍德温政府执政期间恢复金本位制。

  这件事发生在去年五月,彼时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攀登珠峰,所以我不知道雷吉和理查有没有听说英国真的恢复了金本位制度,不过他们显然知道这个人十分青睐以黄金为基础的经济。在我坐船回英国途中,我还看了关于此次恢复金本位制度的所有新闻,许多经济学家议论声不止,不认同恢复金本位制度,不认同这位财政大臣。

  那位男性秘书走开,我看着这间宽大房间的另一边,那里有一块很破旧的地毯、一张大书桌和一把椅子,椅子上空荡荡的,一个矮胖的男人正背对着我。他默默地站在那里,一边抽雪茄,一边透过被煤烟熏黑的窗户看着外面,他的两条腿张得很开,有点儿像拳击手的姿势,他那双短而粗的双手在他的背部紧紧攥在一起。

  在他的秘书或助手(或是别的职务)走了大约一分钟之后,他转过身来,上下打量我,微微皱着眉头,或许看不顺眼我的羊毛西装,然后说道:“佩里,是吗?”

  “是的,阁下。”

  “你能来太好了,佩里先生。”他冲我挥挥手,示意我坐在一张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椅子上,同时他自己在桌子后面那张带垫子的大椅子上坐了下来。

  在我们的探险开始前,我一共在伦敦待了好几个月,那时候我倒是听说过“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名字,不过我不记得是不是曾经看过他的照片。我隐约记得,几年前,他退出保守党加入自由党,1924年他又重新加入保守党,媒体对此一片哗然。我还记得,我们在伦敦的旅店里整理装备时,理查嘲笑《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并且给我和让-克洛德引用了丘吉尔的一句话(一旦涉及到丘吉尔,理查就没有任何幽默感了):“任何人都可以背叛,但若要再次背叛,就需要有一定的智慧。”

  显而易见,再次背叛起作用了:丘吉尔现在作为保守党员在埃平拥有一个民选议席,并且在鲍德温保守党政府内身居要职。对于财政大臣这个职务,我唯一了解到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丘吉尔因此得到了“尊敬的阁下”这一尊称,以及唐宁街11号一栋免租金的房子,显然这房子就在首相府邸的旁边。

  “你是美国人,佩里先生?”

  这也算是个问题?“是的,阁下。”我说。

  我承认,如果这个人就是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为之牺牲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很可能前上尉理查?迪肯和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也因为此人而丧命,他当然很不符合间谍组织首脑这一角色。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穿着细条纹西装和马甲的巨大婴儿,嘴里还叼着雪茄。

  “你们美国人在把我——还有英国政府——往绝路上逼啊!”他在宽大的办公桌对面用深沉洪亮的声音说道。他打开了一盒雪茄,将其从宽大的桌面另一边推过来。“来根雪茄,佩里先生?要么来根香烟?”

  “不用了,谢谢,阁下。”我根本搞不懂他说的“绝路”是什么意思。当然他说的不是即将转交那个信封的事儿。信封被我塞在我那个超大号夹克口袋里,里面装有七张该死的照片和底片。我只想赶快把东西转交,然后离开这间办公室,离开伦敦。

  “我是指战争债务,小伙子,”这个叫丘吉尔的人说,“英国欠你们美国佬多到离谱的一笔钱,足有4,933,701,642英镑。每年光是利息就有35,000,000英镑。你们的总统、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一直嚷嚷着让我们还钱。我问你,佩里先生,在法国把战争债款支付给我们英国之前,我们拿什么还呢?天晓得,法国拿到了他们的战争赔款,而且他们也分到莱茵河谷钢材卖的钱,可法国人还钱的速度太慢了,他们就像个租户,每个月的收入不是用来交给房东,而是都用在了买彩票上。”

  我含糊地点点头。在印度和海上待的那几个星期里,我的喉咙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所以我现在说话时只有一点点磨锉声,从前那种青蛙似的低沉嘶哑的声音不见了,不过此刻我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才好。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装有照片的那个信封似乎在我胸口的右上部分烧出了一个洞,而且如果这个又矮又胖的男人噼里啪啦地说个不停,一直把雪茄的烟吹向我的方向,那我准会跳到这张超大号的桌子对面,把这个狗娘养的掐死,去他妈的英美关系吧。

  “哦,不是你的错,跟你没有关系,”财政大臣丘吉尔说,“东西带来了吗?”

  我说了一句可能破坏间谍圈子规矩的话:“你是说布罗姆利的照片和底片,阁下?”

  “是的,是的。”他把雪茄捻灭了,短粗的手指交叉在胸前。

  我把信封拿出来,在不站起来的情况下尽量将之放到桌子对面最远处。我很惊讶,丘吉尔甚至看都没看那个信封一眼,就用一只短粗的手把它扫进他脚边的一个红色公文包里。

  “太好了。”他说。

  我觉得他这是在下逐客令,所以我站起来打算离开。

  “今天是星期五。”丘吉尔说,他甚至都没站起来在我走之前和我握握手。我当然知道今天他妈的是什么日子。我就是和他的手下约好了今天见面的。

  “我认为,就取得这些东西的详细情况,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丘吉尔说,“你明天有空吗?”

  明天有空吗?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过去几天,没有了理查和让-克洛德,我只能独自一人在伦敦等待着。我从没感觉这么孤独和无助过。这些英国人说话云里雾里的,奇怪得很。

  丘吉尔肯定已经看出我的表情有些茫然,因为他这样说:“我是说一起用晚餐。”

  “有空,阁下。”我回答,一股失望感在我的肚子里盘旋。我真不愿意和这个无足轻重的人打交道,就因为他,我那三个最亲爱的朋友以及我朋友的表弟都被害死了。

  “那么明天下午我们会安排你去查特韦尔。”他自顾自说着,仿佛已经订好了似的,“这个周末克莱米不在那里,不过会有好多位有趣的宾客参加晚宴,当然了,孩子们也在那儿。来吃一顿丰盛的大餐吧,佩里先生,你可以在那里过夜,在我们私下里谈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详细地聊聊。

  “晚宴时要穿正装。”财政大臣继续说道。我曾经从某处看到过,他已经五十岁了,不过看他那矮胖的体形、胖乎乎的红润脸颊,浑身充满活力,所以他看上去要年轻得多。“你是不是碰巧带了白色领带、燕尾服之类的衣服来伦敦?”

  “没有,阁下。”我说,喊这位无足轻重的丘吉尔叫“阁下”我已经烦透了,“只有我现在穿的这套西装。”

  丘吉尔明智且果断地点点头,然后按了按他办公桌边一个控制杆。刚才带我进来的那个男秘书仿佛变戏法一样出现在屋内。“泰勒上校,”丘吉尔说,“烦请你带这位小伙子去萨维尔街我的裁缝那里,请他加快速度做一套燕尾服,再做一两套夏装和秋装西服,或许还要一套睡衣、几件衬衫和合适的领带,明天中午就要,劳驾。告诉他们账单由财政部支付。”

  对于他的安排我不知道该有什么想法,所以也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但我只想说:我不需要白色领带和晚礼服,我也不需要你那该死的施舍。于是我对丘吉尔点点头,他点了一根新雪茄,在我还没离开房间之前就读起了文件。

  “等等,”我说着停下来转过身,“有件事儿我想问问。”

  他那张圆脸上露出了一抹天真无邪的微笑,在宽敞的房间对面看着我,等待我说下去。

  “查特韦尔是什么地方,又在哪里?”我听见我自己这样问。

  29

  查特韦尔是丘吉尔的乡村别墅,位于肯特郡的韦斯特勒姆附近,距离伦敦25英里远。中午我去裁缝铺取了我的新衣服,试了试,让裁缝把衣服的尺寸改合适了。他们给我选了几件白衬衫,我穿了其中的一件,还穿了他们刚刚给我做好的棕褐色亚麻西装,那位裁缝选择了一条颜色适中的绿色与紫红色相间的领带搭配西装。然后我坐着部门派出的车子,去赶下午1点15分的火车。(至于是哪个“部门”我就不得而知了)另有这样一辆由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在韦斯特勒姆火车站接我,把我送到了几英里之外的查特韦尔。

  我本以为查特韦尔庄园是一栋大型别墅,就像布罗姆利夫人的宅邸那样,要不就是我曾经听说过的理查?迪肯战后放弃的那种豪宅,不过查特韦尔庄园更像是马萨诸塞州乡村里一栋很舒服的房子。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查特韦尔庄园是一栋相当简单的砖房,始建于19世纪,有很多附属建筑物和糟糕的景观,所以外形极为难看。而这栋建筑物并非几代以来都属于丘吉尔家族,而是不久之前才由丘吉尔买下,而且多多少少由丘吉尔的工匠进行了重建。

  丘吉尔本人也对庄园进行了改造。

  一位仆人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里,我抓紧时间“梳洗一番”,然后一位年纪较大的男仆走进房间,告诉我丘吉尔先生希望能和我见一面,问我现在是否方便。我告诉他我很方便。

  我原以为我会被带进一间巨大的藏书室,可结果这位高个子、一头灰发的仆人(我之前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只回答了句“梅森,先生”)带着我绕行来到了房子的一侧,只见温斯顿?丘吉尔头戴一顶男士软呢帽,身穿溅满了灰浆的深色连衫裤工作服,正在那里砌砖。

  “呵,欢迎,佩里先生。”他喊道,一边用抹刀把灰浆抹平,砌上另一块砖。

  那是一面很长的墙壁。

  “在伦敦的办公室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不过这才是我真正的工作。”丘吉尔继续说道。我早就注意到他最喜欢的说话方式就是自言自语。“也就是砌砖和书写历史方面的书。我特别联系了砖瓦匠协会之后才开始砌我的第一面墙。他们吸收我为荣誉会员,不过我依然在交会费。我这个星期的真正工作就是写两千字、砌两百块砖。”

  他把抹子放下,突然抓住我的手肘,领着我绕行来到了房子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