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哲哥对不起，我不想提起颜伯伯袁阿姨，但这件事太重要。”
颜哲摇摇头，驱走了心中的阴霾，解释说：
“说起来你可能不理解的。爸爸研究成功了信息素，但从不打算把它用到人类社会中。他说，用‘技术手段’来改变人性这种设想虽然十分诱人，但也非常可怕，有种种预料不到的副作用。他把资料和实物交给了我，让我此生继续他的研究。但又让我起誓，在我这一生中不准投入实用。他说要想真正投入实用至少是1000年后的事。”颜哲摇摇头，“我觉得爸爸过分谨慎了。他说这话是在被抓走的前夜，可能是受了当时心绪的影响吧。我不赞同这个决定，没有实践的研究能有什么意义？至少得在小范围中试用。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噢，原来是这样。”
那晚颜哲娓娓地讲了很久，我也完全忘掉了疲乏。他告诉我，到农场后他从来没有忘记爸爸的嘱托，赖安胜的杀人威胁只是一个外因，促使他把已经有的设想付诸实施。因为他早已发现，知青农场是个“相对孤立的社会系统”，知青们和邻近的农民很少来往，农场的老农们也都来自其它公社，与周围村民o我是当地民间工艺品厂的业务员，我的职业是积极地在城中寻找合适的商家推介特色的漆器、角梳、纸伞、绢扇、琉璃花瓶。联系不多。至于“上边”，只有公社知青办和农场有直接联系，但也很少来人，平时只靠两条通讯线，即一条广播线和一条电话线。我更正道：
“你说错了，是一根。”
“对，是一根。”
公社和知青农场都太穷，从公社到农场只能拉得起一条电线，它兼作广播线和电话线，由场长室里的一个双掷开关控制。这个开关一般放在广播档，通电话时再改换到电话档。这么着要从外边打进来电话十分麻烦，场长哪能老呆在屋里给你当接线员？所以，大部分私人电话是直接通过广播喇叭，我也是从那时候才知道，墙上挂的纸喇叭不光能听，还能起话筒的作用。具体程序是这样的：家里的长途电话先打到公社，公社哪位热心人接到电话后，就对着墙上的纸喇叭高声复述内容，诸如：
“知青农场的某某某，你妈有病了，叫你回家一趟！”
而农场的人通过纸喇叭接听，虽然音质不好，也能勉强听到。接听者再对着纸喇叭大声回答，比如：
“那位传电话的叔叔，麻烦你告诉我妈，我这就请假！”
接电话的人再在电话里复述给打来电话的人。这样的喇叭电话音质很差，而且接电话者首先得放弃隐私权，因为当你打电话时，全农场每个屋子都在听着喇叭中的对话。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知青家长是不会来电话的，只要来电话必定是大事，比如父母急病之类。那时我最怕的，就是半夜三更突然听到纸喇叭里嘶嘶地喊我的名字。
颜哲接着说：“所以说，知青农场是个非常理想的社会实验场，比较容易建立起清晰的边界，隔绝外界的影响。它也很安全，即使试验失败也不会扩散到外界。”他自信地说，“从目前的情况看，试验不可能失败了，它非常成功。你可以看到，那三个原来的‘坏种’，喷了我爸爸的利他素后，变成了多么高尚的人！”
我由衷地点头：“嗯哪，看着这仨人干活真的是一种享受，尤其是他们劳动的快乐，那种非常真诚的、完全发自内心的快乐，把周围的人都感染了。你今天真该去现场看看。”
颜哲也很遗憾：“是的，真可惜我没去麦田。我今天太忙啊。昨天我使用的是我爸留给我的蚁素，接下来就该自己制造蚁素了。这个事情很急，但蚁素的制造还有一些技术上的疑难，我一直在查资料。不过你说的那种快乐气氛我完全能想象得到。秋云你想想吧，如果全农场、全社会都变成这样，那该多好！”
他的眼睛闪闪发光，那是理想之光，而他的理想是古今中外人类精英们最崇高的理想。但这个计划太庞大，太伟大，令我不由生出怯意。不敢相信两人小人物和一小瓶蚁素就能开创一个新时代。我迟疑地问：
“下一步，你是不是想对全场人都喷利他素？”
“对，除了……咱俩。”他顿了一下，“非常可惜，即使农场整个变成利他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了高尚的君子，但它仍处在异己环境中。需要一个人保持清醒，保持不那么‘高尚’的状态，因为有可能需要他玩一点权术或阴谋。以便保护其它高尚的成员。所以我想先不对自己喷利他素。”他叹息着说，“其实我很想早点进入那个境界，想亲身体验一下那种快乐。但我只能这样。至于你，我想也暂且别喷吧，以便能陪着我。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清醒，那我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最后这句话的内蕴非常沉重，他用玩笑来淡化它，“再说，咱俩就是不喷利他素，问题也不大，咱们的利他天性本来就占优势，我对咱俩的道德水准很有信心的。”
我犹豫着，拿不出明确的意见。今天我接触的新东西太多，它们汹涌而来，淹没了我的理解力。我一向信服颜哲，信服颜伯伯和袁阿姨。我也非常愿意农场变成一个干净高尚的小天地，只是，我难以排除心中隐隐的担心。这个担心是什么，我不知道，说不清道不明，但它就是顽固地横亘在我脑海深处。最后我迟疑地说：
“好――吧，我陪着你。”
听见我的许诺，他非常高兴，简直喜形于色。我也很感动，单从他的喜色中就能看出，他对我确实非常看重的。
他说，眼前最紧迫的工作就是制造更多的利他素，要足够全农场成员用。父亲已经传授给他制造方法，就是用这种蚁素吸引和收集蚁群，再从蚂蚁身上提炼出更多的蚁素，这就像种庄稼一样，只要有了种子（爸爸留给他的这瓶珍贵的蚁素），再生产它就非常简单。这两天他一直在复习父亲传授的办法。然后他要回城一趟，因为一些必需的仪器现在保存在颜家大院里。还需要再买一些化学药品，这就用得着他父母的遗产了，那笔钱款本来就是为这件“大事”而预储的。
他这一去大概要五天时间，所以――
“这五天就偏劳你了，帮我盯着点。赖安胜那三个人不用操心，他们确实已经变成君子了。该小心的是庄学胥，还有场里那几个爱惹事的痞子，像崔振山。”
我答应了。我们在夜色中久久对望，不知不觉已到凌晨，颜哲搂紧我，像大哥哥一样轻轻吻了我的额头。他就要走了，这次分手前他没有要求与我“亲热”。我们担负的使命太重大，已经没有闲心去想男女之事。
颜哲和我来到庄学胥所在的宿舍，颜哲进去把他喊醒。庄披着衣服，揉着眼睛出来，颜哲对他交待：
“我要赶到县知青办开会，大概四五天时间。”这句谎话是为了对庄学胥起到一点震慑作用，让他误以为颜哲在“上边”有人。“农场的麦收就由你全面负责吧，有啥事可以同秋云商量，她算是我的代表。”
我发现颜哲其实也很会当官的，这番话说得很平和，但平和之中自有场长的威势。庄学胥没有说话，只点点头。昨天局势的变化肯定出乎他的意料，到现在怕是还没想通呢。赖安胜咋能轻易就把场长禅让，而且是让给他本来想要杀的人？站在庄学胥的角度，他肯定会以为，是颜哲抓到了赖安胜犯罪的证据，逼迫他让出了场长宝座。但赖安胜现在的“快乐”不大像被胁迫的人啊。不管庄学胥是怎么猜想，反正他目前打算坐山观虎斗，到最有利的时机再动手。所以这会儿他对“颜场长”的安排言听计从。
颜哲把场长室的钥匙留给我，匆匆走了。这儿的交通很不方便，他要步行四十里赶到县城，才能坐上去北阴的班车。我站在井台上，看着他独自走出农场，沿着新公路向县城方向走去，直到那个身影融化在晨光中。我的心里空落落的。井台上只余下我和庄学胥，场面比较尴尬，有那么五六分钟，我俩几乎找不到可以交谈的话题。我和他一块儿长大，关系曾相当亲密，但在文a地方。本分工作外，我有个习惯——收集容器，这非职业习惯，而是生活习惯或者说爱好。爱好是种盲目的人生态度，可能生革和下乡期间，在目睹了他的种种作为之后，我早就不把他当成昔日的学胥哥了。而他显然也对我怀着敌意，因为他是把我和颜哲划到一条线上的。我们客气而冷淡地闲扯了两句，就分手了。
3 平定内乱
颜哲走后的头两三天，农场的麦收没有受影响。除了得益于庄学胥的调度外，还得益于赖安胜他们三位“新人”。他们保持着持续的炽热，仨人几乎能顶两个知青班的劳动量。有了他们的榜样，其它知青和老农也都干劲儿十足。
但逆向的潜流还是有的。像岑明霞。岑明霞曾是男知青最痛恨的人，这是有特殊原因的。那时农场三天两头组织劳动竞赛，压榨着知青们本来就少的休息时间。人们乏得入骨，蹲厕所拉屎那会儿都能做个短梦，这对知青们根本不算稀罕事。刘卫东更绝，有次蹲井台上吃晚饭时竟然睡着了，手里端的碗一下子倒扣在地上。别人哄堂大笑，他醒过来还惊问：
“咋了？咋了？谁和我捣蛋？”
本来午饭和晚饭时间都是一个小时，但总有几个积极分子提前上班。尤其是岑明霞，她的饭量小，或者是她舍不得吃，因为节余的饭票可以在分红时换现钱，全场就数她的节余最多。吃饭少当然吃得快，十分钟不到就扛着农具下地了。而棒劳力们饭量都大，这时只好阴沉地瞪着她的背影，三口两口把饭扒完，赶快随她下地。如果单是这个原因，男知青们还不会太痛恨，问题是：只要大家都在她的精神感召下上工，岑明霞同志就该回场部拉屎了。大田里没有厕所，而知青们在这个习惯上一直没有被贫下中农教育过来，解手一定要去厕所的。但岑明霞的如厕时间太长，长得绝对超过了正常限度，疴井绳尿黄河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男知青们敢怒不敢言，你总没办法钻到女厕所里催一个姑娘出来吧，那也太没绅士风度了。
但也有敢于不绅士的人。那次岑明霞又故伎重演，她前脚走，崔振山后脚跟着回来，一边走一边大声嚷嚷着：
“大伙儿都听着，我要去给岑明霞的疴屎掐表啦，看她到底能蹲多长时间！”
众人们哄然大笑，撺掇他去。那时知青们没有一个带得起手表的，崔振山跑厨房里拎来农场的报时闹钟，蹲在女厕所门口守着。别人问他干啥，他就嬉笑着实话实说：
“小声点，别让里边听见。我给岑明霞的疴屎掐表哩。”
这段时间中当然也有女知青上厕所，但没一个人为岑明霞通风报信，说外边有人在算计她。结果，等蹲麻了双腿的岑明霞扶着墙走出来时，崔振山得意洋洋地宣布实测数据，说岑明霞在厕所蹲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把观测结果捅了出来，在男女知青中传得沸沸扬扬，以后岑明霞的“积极”才收敛一些。
这次赖安胜禅让场长后，岑明霞表现得“嫉恶如仇”，老是拿毒毒的眼神瞪安胜，瞪颜哲，甚至瞪我。今天她干脆破罐子破摔，不但不再提前上班，上工后也耍赖，割几镰刀就坐在地下歇着，全不在乎别人的眼神。她这么一耍赖，别人根本没办法，农场里基本是吃大锅饭，虽然也评工分、计考勤，但只要岑明霞是坐在地里而不是睡在宿舍里，你就没法说她不出勤。崔振山也跟着学样。他一向又懒又滑，赖安胜当场长时有煞气，他还不敢懒得过份，现在赖安胜下台了，庄学胥又睁眼闭眼地不抓纪律（依我看他甚至在怂恿纪律的涣散），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看着这些情况，我很着急，很担心。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也许等颜哲回来时，农场的秩序已经崩溃了，那时我该怎样面对颜哲的信任？但处在我这种不尴不尬的位置――没有任何职务，只是新任场长的女友――我无计可施，只有加倍卖力地干活，来麻痹心中的焦灼。
这几天中常常想起颜伯伯生前说过的：蚂蚁社会中没有内耗，成员的劳动完全自觉，不需要教育、感化、惩罚、物质刺激，不需要工分和工头……所以蚂蚁社会是最高效的，内禀稳定的，8000万年来始终如一，太难得了！我想颜伯伯说得真对，且不说别的，单说人类社会中为了公平分配劳动成果，约束像岑明霞、崔振山这样的懒人诚实劳动，需要制定多么繁琐的规则，投入多少人力财力去监控，最后还是一团糟！而蚂蚁社会呢，只需要分泌一点蚁素就行了。
颜伯伯说那些话时我不能真正理解，现在才理解了。我盼着颜哲早点回来，带着那种宝贵的蚁素，或者叫利他素，把所有人都改造成新人。
第五天，农场的那股潜流更加汹涌。晚上，我偶然瞥见庄学胥拉着崔振山等三四个人聚在麦场旁，好像在嘀咕什么。在我经过时，他们的话头一下子停了，或尴尬或阴沉地看着我。我装着没看见，径直走过去。
我独自来到平常和颜哲幽会的地方，心里煎熬着，不知道庄学胥这会儿在捣啥鬼。过一会儿，庄学胥跑来找我，向我索要场长室的钥匙，说他想给公社打个电话。我估计他是想向县知青办打电话，落实颜哲是不是在那儿开会。看来他捉摸了几天后，对这件事已经犯疑了。这也难怪，一般来说，县知青办不会专挑麦忙天去召开一个长达五天的会议。颜哲的这个谎话撒得太不高明。
我当然不会让他顺顺当当打这个电话，就佯做找不到钥匙了，翻遍全身衣兜也找不到。这时我真庆幸知青农场的通讯落后，给庄学胥的行动增加了难度。我说：
“真抱歉，明明装在上衣口袋里的，咋会找不到啦？等我找到后给你送去吧。”
庄学胥不是傻子，当然知道我在捣鬼，冷笑一声走了。目送他的背影，我自个儿也觉得我的捣鬼不大光明。不过我更理解了颜哲早先的话：得有一两个人不喷蚁素，保持清醒。因为，为了完成崇高的目的，有时不得不玩一些阴谋，做一些小动作。
第二天上午是拉麦，我给老肖班长拉稍。牛把式郜祥富急匆匆地来找我，我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我努力镇静自己，对郜叔叔使个眼色，走到一边，避开旁人。郜祥富疑虑地问：
“秋云，我说句不当说的话，是不是颜哲没在县里开会？”
我觉得浑身血液冲到头上，一下子懵了，吃吃地问：“你这话啥意思？”
“你们在大田时，我听见庄学胥用喇叭往县里打电话，那边回话说，这几天根本没有知青会！”
他非常担心地盯着我，显然，他担心的不光是开会不开会，而是――颜哲当上场长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花头，毕竟这次权力更替太突然，谁心里都会画个问号的。郜叔叔是个厚道人，对颜哲和我一向非常好。现在连他也对颜哲起了疑心。我没法儿回答，既不想骗他，也不能说出真情，只能含煳地说：
“他确实对我说，是去县城开会呀。好在今天他就该回来了，回来再问他。”
这个回答当然不能释疑，郜祥富疑虑地、心疼地看着我。如果――那颜哲这个麻烦就大了！郜叔叔是把我当闺女看待的。农场初建时从地区黄牛研究所半买半要地弄来七头南阳黄牛，我非常喜欢它们，没事就去找它们玩，连带着和郜叔叔混熟了。这是真正纯种的南阳黄牛，而不是周围农村已经退化的、形态猥琐的杂种牛。南阳黄牛是全国最有名的役用兼肉用牛，个头剽悍，几乎有一人高，玉石一样青白色的弯牛角，硕大的四只蹄子，全身披挂着像丝绸一样光滑细密的金黄色牛毛，用手触一触，那儿的皮毛就会轻微地抖动一下，像是一片涟漪向四周荡开。它们散在草地上吃草时显得特别安详和高贵，牛尾巴悠闲地在嵴背上拂着，幽深的黑色瞳孔里反射着夕阳的金光。我喜欢它们不光是因为外形，还因为它们的神态和风骨。你站在旁边时，它们会以安详自信的目光来看你，就像是你一个心意相通的平等的伙伴。它们的肩胛骨很高，便于安装挽具，这正是农学书上强调的南阳黄牛的优点之一。初春的田野里，两头黄牛用它们的肩胛并排拉着深耕犁，解冻后变得松软的黑土浪花般翻卷着。它们步伐从容，神态悠闲，那个漂亮那个潇洒啊，真是再看也看不够。
对这些黄牛我说过一句很傻的话，以后想起来就脸红。那天，我忽然发现有一头黄牛的胯间吊着两个蛋蛋，而旁边的牛没有。我忙问郜叔叔，这头牛是不是长了肿瘤？用不用看医生？其实我不至于这样傻的，如果稍微认真想一下，也许就知道答案。不过我在郜叔叔跟前随便惯了，那句话没走脑子就直接蹦出来。郜叔叔很窘，对我直摇头：
“你这个妮子呀，你个傻妮子呀。”虽然很难启齿，他还是尽可能婉转地告诉我，“这是牤牛，就是公牛，是牛里面的男人。旁边那些没蛋蛋儿的是磨牛（北阴土话），就是母牛。”
我当然不至于傻得一点不透缝，理解了他的意思，羞得红着脸跑了。郜叔叔很厚道，为我保密，没把这句傻话告诉任何人。后来我自个儿忍不住，在一次幽会中告诉了颜哲。那次真让颜哲笑疯了，他笑得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像个农村娘儿们那样使劲拍大腿。后来我跟他急眼，他才勉强止住笑，并答应我决不告诉别人。
郜叔叔也很疼颜哲。他去岗上放牛，或者回家探亲，总忘不了给俺俩捎一些小礼物。有时是几个鹌鹑蛋，用荷叶小心地包着；有时逮一只漂亮的蚰子；有时是一包酸枣。现在，他真诚地为颜哲操心，我却无法告诉他实情。
我简直不知道咋和郜祥富分的手，撵上老肖，拉上麦车的稍绳。老肖也看出我有心事，关心地看看我，但没有问。老肖也是个好人，不言不语的，但知道心疼人。我俩默默地拉着麦车回去，到了打麦场。庄学胥见到我，非常客气地问：
“颜场长开会该完了吧，今晚是不是该回来了？”
我看着他的眼神，确信他已经知晓了实情――可能不是全部实情，但至少落实了颜哲这五天并没有在县里开会，而只要有这个裂缝，颜哲的场长位置就坐不稳了。
我不愿这么快就认输，尤其是对他这样的小人，就冷冷地说：
“庄副场长是急着向他汇报工作？别急，我想他该回来了。”
然后撇开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