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靠偶然性驱动的世界，”他父亲有一次说道，“但那些扯淡艺术家都想要寻求因果。”在此，扯淡艺术家指的是他母亲，但这句话也适用于更广的范围。
所以，这一切是偶然的巧合吗，还是跟X区域诞生前的某种重大阴谋有关？你可以花上许多年翻查资料，寻找答案——在总管看来，那正是前任局长所做的事。
“你认为这是可信的证据？”总管依然不知道副局长在这一大堆荒谬的信息里陷得有多深。从她自然产生的敌意来看，恐怕已经陷入太深，而他也没打算把她拉上来。
“并非所有都是，”她承认道，一丝淡淡的笑容抹去了脸上常驻的阴霾，“但我们知道，自从边界形成以来发生了许多事，追溯这些事件，你能看出其中有一定的模式。”
总管相信她的话。假如格蕾丝说，在炎热的夏日，草莓冰淇淋的漩涡或者健怡可乐加朗姆酒里出现了幻象，他也会相信。这两种都是她钟爱的冷饮（她的档案里充斥着无关紧要的细节）。这是分析师的自然反应。然而前任局长的头脑被什么样的模式所占据？其中又有多少影响到副局长？在一定程度上，总管希望，前任局长是故意留下这个烂摊子，用以掩饰某种更符合逻辑的进展。
“但这跟其他荒凉偏僻的海岸有什么区别？”全国境内还有几十处类似区域，基础设施近乎空白，长期以来对政府缺乏信任，房产经纪都避之不及。
副局长瞪视着他，又让他很不自在，就好像中学生因为目无尊长而遭到传唤。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我们被自己的数据蒙蔽了吗？答案是：当然了。时间一长，这是必然的结果。但假如档案里存在有用的东西，你也许能发现，因为你有一个全新的视角。所以，要是你愿意，我现在可以把所有档案都收起来。或者，我们可以让你发挥作用：不是因为你了解得多，而是因为你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虽然并无用处，但总管心中升起一股既怨愤又骄傲的情绪，因为他有一个看起来真正无所不知的母亲。
“我不是说我——”
幸好副局长打断了他。不幸的是，她的语气里透着轻蔑。“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很久……总管。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这种环境中生活，拿它毫无办法。”她话语中的痛苦深刻得令人惊讶，“当你晚上回到家，它还不至于深入你的肠胃和骨髓。再多几个星期，等你看遍了一切，你也会感觉像是在这里待了很久。你会变得跟我们一样，甚至更糟，因为情况在恶化。找回来的日记越来越少，僵尸越来越多，像是被洗了脑。管事的人没一个愿意帮我们。”
总管后来意识到这是个机会，可以针对总部的反复无常与不公表达同情，但当时，他就只是注视着格蕾丝。一开始，他认为她的宿命论是一种障碍，尤其是她还显得如此满足而冷峻。这种叠加的效果令他十分压抑，她的行为对谁都没有益处，没人会乐意接受。然而这是他的误读，因此推断也并不准确。
根据文件记载，第一期勘探队的经历尤为恐怖，几乎超越想象，而他们后来竟然又派人进去，简直匪夷所思。但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知道需要“长期面对”此种状况。他从记录中看到，这是前任局长喜欢用的措辞。他们甚至没有让后来的勘探队员知道首期勘探队的真正命运，而是谎称这些人只看到平静的荒野，并在此基础上编造其他谎言。这或许是为了消除南境局本身的惊恐，并维护后续勘探队的士气。
“三十分钟后，你的安排是参观科学署，”她一边说，一边站起身，双手撑着桌子，身体前倾，笼罩在他上方，“我想你可以自己找到地方。”这刚好留给他足够的时间搜查办公室里的窃听设备。
“谢谢，”他说道，“你可以走了。”
于是，她离开了。
但这于事无补。来此之前，总管想象自己自由地飞翔在南境局上空，可以从高处飞扑下来处理事务。这是不可能的了。他的翅膀已经开始燃烧，他感觉自己更像是陷入泥沼的巨兽。
总管对前任局长的办公室越来越熟悉，以他老道的眼光，却并未有特别的新发现。然而当他的电脑终于被安放到桌子上，跟周围的一切相比，几乎像是出自科幻小说。
房间呈窄长的矩形，门位于左侧，也就是屋子的另一头，从门口进来的话，一路走到底，才是那张红木书桌。没人能在局长面前悄悄溜进来，也没人能站在她背后偷看文件。每一堵墙都被书架和文件柜覆盖，一摞摞纸张和书籍构成了第二层遮掩。布告栏大多放置在最高层，偶尔也有搁在纸堆和书本上的，勉强保持平衡，显得十分荒谬。布告栏里钉着许多碎纸片和潦草的图画。他感觉自己就像被扔进了一个混乱的大脑里。在左侧靠近书桌的地方，他发现一串自然标本。一颗颗积满灰尘的烂松果排列在书架上。屋里隐约还有一股腐烂的气味，但他无法追踪其来源。
入口对面是另一扇门，位于两个书架之间，但也被文件夹和纸箱遮挡住。据说这道门后面是墙——笨拙的改建所遗留下的问题。与其他地方的混乱相比，书桌对面约二十五英尺远处的墙壁还算整洁，上面留出位置挂了两排图片，框架全都是从打折店里买的便宜货。从左下角起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是：灯塔的正方形蚀刻版画，制作于1880年代；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孩的黑白照片，背景也是灯塔；窄长的水彩全景图，手法略显业余，画面中是一大片芦苇，只有少数几簇互相隔离的黑色树丛；灯塔信号灯的彩色照片，宏伟壮观。这里没有关于局长个人的实质性线索，也没有她与印第安母亲或白人父亲的合照——没有任何她生命中重要的人物。
在未来几天的调査中，总管最不愿面对的，是自己办公室里的新发现，他希望能将其拖延到最后。办公室中的每一件物品似乎都暗示着前任局长已失去理智。书桌的一个抽屉上了锁，他找不到钥匙。但他注意到这上锁的抽屉有种类似泥土的质地，仿佛很久以前就有东西在里面腐烂。书桌侧面有一团污浊的物质，凌乱地向下垂落，这又是另外一个谜。
且不论是否有帮助，身为间谍的外公经常自省地说，洗碗碟也好，为钓鱼的旅程作准备也好，“绝不能省略一个步骤。
一旦省略了一步，你会发现前方又多出五个步骤在等着你”。
搜索窃听器比想象中更费时，于是他接通科学署，说要迟一点到。线路挂断前，接听者发出浑浊的喉音，他不知道另一头是谁。是人吗，还是受过训练的猪？
最后，经过一番狠命的搜寻，总管在办公室里找到二十二枚窃听器，令他颇为吃惊。他怀疑其中有许多其实已不能回传信号，即使可以传，也不一定有人在监听。因为事实上，局长办公室就像一间奇异的窃听历史博物馆——有产自不同年代的各种窃听器，越来越小，越来越难以发现。与小巧精致、形似针头的现代产品相比，过去那些大块头简直就像笨重的金属怪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