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说过，“边界在扩张……每年一点点”。
然而我觉得这句表述太局限，太无知。世上有成千上万类似于我所观察的这片“无生命”的空地，人们对此类变迁的环境视而不见，因为它们“没有用”。而居住于其中的生物也从来没人留意。大家把边界看作一道隐形的巨墙，但假如我们都没注意到第十一期勘探队成员的返回，那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已经穿越过来？
随着我的伤势逐渐好转，光亮感发展至新的阶段，地下塔也不停地向我召唤。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它存在于地底，就好像屋里有一件你渴望的东西，你看都不用看，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它的吸引力，并知晓其方位。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我自己想回去，而另一部分或许是孢子的作用。一开始我与之抗争是因为我还有事要做。假如在处理这些事时，我没有受到各种稀奇古怪的干扰，或许能以更客观的态度审视这一切。
首先，上级对我们撒谎，故意混淆事实，我必须把这些跟X区域本身的反常现象区分开。比如关于“原初X区域”的秘密。此处曾有过某种前期预兆，就像是开辟前沿阵地。尽管看到那一大堆日志使我对X区域的看法大为改观，但曾经有更多勘探队来过此地这件事却并不能让我对地下塔及其影响有更深了解。从中我能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即使边界在扩张，X区域的同化进程仍可认为是缓慢保守的。日志里反复出现的数据可用于推断趋势，它们体现出季节的循环与波动，时而规律，时而反常。但此类信息上级多半也清楚，应该已经有其他人汇报过了。问题在于，仅有少数早期勘探队以悲剧收场，而南境局又故意对起始日期半遮半掩，这都强化了一个印象：整个扩张过程中存在某种周期。
日志中记载的细节或许描述了种种或英勇或懦弱，或明智或愚蠢的故事，但它们最终都具有一定必然性。至今仍没人去深究X区域的意图与目的，并由此而将其阻断。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被杀，返回的人当中有的变了，有的没变，但X区域依然继续存在……我们的上级似乎害怕太过激进地重估形势，因此不断把信息匮乏的勘探队送进去，仿佛这是唯一的选择。投喂X区域，但不要与之对抗，没准儿在整个世界都变成X区域之前，会有人出于幸运，或通过简单的重复而发现某种解释，找到解决方案。
以上种种猜测我无从验证，但能想得到这些，就已让我在困顿中略感安慰。
我把丈夫的日记留到最后，尽管它的吸引力就跟地下塔一样强烈。我先将注意力集中在带回的样本上：取自废弃的村庄和心理学家，还有我自己的皮肤。我在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架起显微镜。勘测员可能认为这桌子已经够破的了，不需要她再费心。来自心理学家未受感染的肩膀和伤口中的细胞似乎都是正常的人类细胞。我自己的也一样。这不可能。我一遍又一遍地查看，甚至幼稚地装作毫无兴趣，然后忽然扑上去仔细观察。
我相信当我不注意看时，这些细胞会变成别的东西，而观察的行为改变了一切。我知道那很疯狂，但仍无法遏止这种念头。我感觉X区域在嘲笑我——每一片草叶、每一只游离的昆虫、每一滴水。爬行者到达塔底之后会如何？等它重新爬上来又会如何？
接着，我查看村庄里的样本：簇状植被“额头”上的苔藓、细碎的木片、死狐狸和死老鼠。木头真的是木头，老鼠也的确是老鼠，苔藓和狐狸……由变异的人体细胞构成。出自罪孽者之手的扼杀之果既已在此我将孕育出死亡的种籽……
我也许该从显微镜面前惊愕地跃起，但观测仪器显示的现象已吓不到我。而我只需通过低声咒骂来发泄便已足够。前往大本营途中的野猪、奇怪的海豚、芦苇丛里痛苦的怪兽，甚至还有第十一期勘探队成员的复制品从边界返回，这一切都支持显微镜里的证据。这地方能导致生物形态的改变。在我前往灯塔的路上，虽然像是走在“自然”景观之中，却也无法否认，此处的环境具有一种强大的超自然致变因素。我沉浸于有悖常理的欣慰之中：连同人类学家从爬行者体表取到的大脑组织，至少我现在有证据表明这里发生了怪事。
然而现在我已有足够的样本。午餐后，我决定不再继续清理营地，这项工作基本上要留给下一期勘探队了。这又是个明亮晃眼的下午，伴随着令人惊叹的蓝天和舒适暖和的温度。我就坐在那里，看着蜻蜓掠过高高的草丛，看着红头啄木鸟盘旋俯冲。返回地下塔是无可避免的事，但我仍在浪费时间，不断拖延。
等到我终于打开丈夫的日记，开始阅读，光亮感无休止地冲击着我，一波连着一波，使我跟泥土、水流、树木和空气相连通，而我也敞开心扉，抱持着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丈夫的日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除了少数简洁潦草的段落，几乎每一篇都是写给我的。这并非我所期待的。一旦发现到这一点，我不得不抵制住将日记本扔掉的念头，就好像它是毒药。我的反应跟爱与不爱无关，而是出于负疚。他意图与我分享这份日记，但此刻他要么已真正死亡，要么处于一种无法跟我交流互动的状态。
第十一期勘探队由八名成员组成，全部是男性：一名心理学家、两名医师（包括我丈夫）、一名语言学家、一名勘测员、一名生物学家、一名人类学家，还有一名考古学家。他们来到X区域时是冬季，树叶大多已凋零，芦苇丛更浓密深黯。用他的话来讲，繁茂的灌木丛“变得死气沉沉”，仿佛“蜷缩”在路边。“鸟类比报告中所描述的要少，”他写道，“但它们去了哪里？只有幽灵鸟知道。”天空常常被云层覆盖，柏树沼泽的水位很低。“我们在此期间，从来没下过雨。”他在第一个礼拜的末尾写道。
在第五或第六天，他们也发现了只有我称之为塔的建筑——我越来越确信，大本营的选址就是为了能触发这一发现——但他们的勘测员认为，必须继续测量更广阔的区域，也就是说，他们的进程与我们不同。“没人愿意钻到那底下去，”我丈夫写道，“我尤其不想。”我丈夫有幽闭恐怖症，有时甚至需要半夜离开我们的床，睡到露台上去。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们的心理学家并未强迫勘探队钻入塔中。他们继续探索，越过废弃的村庄，到达灯塔以及更远处。关于灯塔，我丈夫记录了他们的恐惧。虽然发现屠杀的痕迹，但他们“太尊重死者，没有清理复原。”我猜他指的是底楼倾倒的桌子。他并未提及平台墙壁上的灯塔管理员照片，让我颇感失望。
跟我一样，他们也发现了灯塔顶端的那堆日志，并为之震惊。“我们激烈地争论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想要中断任务返回，因为我们明显受到了欺骗。”但这一回，心理学家显然重新获取了控制权，尽管并不是很强势。关于X区域有一条指示，每支勘探队都必须维持整体。但在紧接着的一篇日记中，勘探队决定分头行动，仿佛是为了挽救任务而迎合每个人的意愿，以确保没人试图返回边界。另一名医师、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心理学家留在灯塔里读日志，并勘察周围区域。语言学家和生物学家回去探索地下塔。我丈夫和勘测员越过灯塔继续前进。
“你会爱上这里，”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这一段十分躁动，似乎并非出自乐观，而更像是一种不安的亢奋，“你会爱上沙丘顶端的光线。你会爱上这片广阔的荒野。”
他们漫无目的地沿着海岸走了一个礼拜，一路测量地形，一心以为会遇到边界，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存在——反正是阻挡前进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