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里,勘测员进来叫醒我值第二轮岗,但我早已被雷电吵醒。她心情烦躁地上床睡觉去了。我怀疑她并不信任我,只是经过一天的压力,她肯定一刻也无法再睁开眼。

  雨依然很大。我并不担心帐篷会被冲走——这是军队制式的,可以承受除龙卷风外的一切天气——但如果我一直保持清醒,还不如去体验一下暴风雨。因此我走到外面,步入杂乱灼人的雨水和阵阵狂风中。我听见帐篷里传来勘测员的鼾声,她或许曾在更恶劣的条件下入睡。营地边缘的信号灯发出昏暗的光线,在其照射之下,帐篷就像是一块块三角形的阴影。我感觉连黑暗都有了生命,围绕在我四周,仿佛具备实际形体。我甚至不能断言这是不是一种凶险的存在。

  那一刻,我感觉一切就像是个梦——训练、从前的生活、我离开的那个世界,所有这些都不再重要。唯有此时此地才有意义,而且并非因为我受到心理学家催眠。在这种强烈情绪的控制下,我透过树木间参差狭窄的空间,凝视着远处的海岸。在那里,黑夜、云团与海洋汇聚成一片更广阔的黑暗。再往远处,是另一道边界。

  接着,就在那黑暗中,我看到闪动的橙色光芒。只是一小缕光,悬在高高的天空中。我很疑惑,但随即意识到,一定是源自灯塔。我看着它略略移向左上方,消失片刻之后,又出现在更高处,然后便永远消失了。我等待那光芒重新出现,但它再也没有亮起。不知何故,光线熄灭越久,我就越不安,仿佛在这奇怪的地方,一点亮光——不管什么样的亮光——就是文明的迹象。

  我丈夫从第十一期勘探队返回,在他与我单独相处的最后一天里,也下了一场暴雨。那一整天就像梦境一样清晰,既熟悉又怪异——在熟悉的日常惯例中,有一种怪异的平静,甚至超越在他走之前我所习惯的气氛。

  在他出发去勘探前的数周中,我们经常争吵——激烈地争吵。我将他推到墙边,朝他砸东西,试图击穿他那盔甲般牢固的决心,但如今我知道这多半是催眠暗示强加于他的。“你要是去了,”我对他说,“也许就回不来;就算回来,我也不能保证会等你。”对此,他发出令人恼怒的笑声,并说道:“哦,你一直在等我吗?我到了吗?”当时,他已下定决心,任何阻碍只不过是刺耳的笑话——无论是否被催眠,这都是十分自然的反应,完全符合他的个性。他要决定去做一件事,就会不计后果,一路走下去,让冲动变成动力,尤其是当他感觉自己的贡献意义重大,甚至超越自身的存在时。这是他当初跟随海军进行第二轮巡航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关系变得很脆弱,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很合群,而我偏好独处。这曾经是促进我俩关系的动力,但如今已不再有效。从前,我不仅觉得他英俊,更赞赏他那自信外向、乐于与人接触的性格——我认为这是对我自身个性的一种有益补偿。他也颇具幽默感,我们初次相逢,是在本地一个拥挤的公园里。他假装我俩都是侦探,正在为调查案件而监视一名嫌犯,并由此渗透瓦解了我的沉默寡言。借由编造周围忙碌人群的生活,我们也谈及彼此的日常。

  即使当他感觉已突破我的防线,我依然谨慎而孤僻。因此,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他来说一定就像是个谜团。也许我是个待解的谜,也许他只是认为一旦对我有所了解,就能继续突破,找到藏在内心深处的另一个我。在一次争执中,他也的确如此承认——试图将他志愿参加勘探这件事归结为某种标志,以证明我将他推拒得有多远,但后来,他惭愧地收回了这番话。为避免误解,我明确地告诉他:他想要进一步了解的那个人并不存在,我表里如一,也永远不会改变。

  在交往早期,我们经常躺在床上聊天。我曾告诉他泳池的事,他被深深吸引住了,或许还期待会有更多有趣的内容。关于我孤独的童年时代,他避而不谈,只是专注于泳池本身。

  “要是我的话,就会在池子里开船。”

  “船长一定是‘老扑腾’,”我答道,“一切愉快而完美。”

  “不,因为我会发现你闷闷不乐,固执阴郁。相当的阴郁。”

  “那我会发现你轻率肤浅。真心希望乌龟把你的船撞沉。”

  “那样的话,我会造一艘更好的船,然后告诉大家,有个阴郁的孩子老是跟青蛙说话。”

  我从不跟青蛙说话;我讨厌将动物拟人化。“所以,假如小时候的我们不喜欢对方,那会怎样?”我问道。

  “哦,就算那样,我仍然会喜欢你。”他咧嘴笑道,“你会让我着迷,我会跟你去任何地方。毫不犹豫。”

  于是我们就这样以特有的方式重归于好。性格截然相反,却因此建立牢固的关系,我俩对此引以为豪。我们始终陶醉于此种构想中,仿佛那是永不消散的波浪,直到婚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以熟悉的方式将我们摧毁,令人深感沮丧。

  然而当他从勘探队返回,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不再重要。我没问问题,也没提及以前的争执。他回来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当我在他身边醒来,我就知道,我俩相处的时间已到了尽头。

  我替他煮早餐,外面大雨如注,闪电在近处闪烁。我们坐在厨房餐桌边,透过玻璃移门,可以看到后院。我们谈论鸡蛋与培根,态度礼貌得令人痛苦。他称赞我新装的灰色鸟食容器,以及随着雨点波动的庭院水景。我问他睡眠是否充足,感觉如何;甚至问他与昨晚相同的问题,比如回来的旅程是否艰辛。

  “不,”他说,“毫不费力。”他露出微笑,跟以前那种令人恼火的笑容有几分相似。

  “路上用了多久?”我问。

  “没多久。”我无法解读他的表情,然而从他呆滞的脸上,我能感觉到悲哀,仿佛他内心仍希望交流,却力不从心。自从我与丈夫相识以来,他从不曾如此忧郁悲哀,因而我有点害怕。

  他问起我的研究工作,我告诉他一些新的进展。当时,我所效力的公司正致力于开发能够分解塑料等非生物降解物质的天然产品。这份工作很无趣。之前,我一直依靠各种研究经费在野外考察。再往前追溯,我曾是激进的环护主义者,参与示威抗议,并受雇于一家非营利组织,通过电话寻找潜在的捐助人。

  “你的工作呢?”我试探性地问道。关于这个谜团,我不知还有多少绕圈的余地,因此随时准备把话题岔开。

  “哦,你知道,”他的语气就像才离开了几周,仿佛我是他的同事,而不是他的爱人,不是他的妻子,“哦,你知道,就那样。没什么新鲜的。”他喝了一大口橙汁——是真的认真品尝,一时间,屋里就只有他享受的气氛。然后,他随口问起房子里的其他改良之处。

  早餐后,我们坐在门廊上,看着瓢泼大雨和药草园里的积水。我们看了一会儿书,然后回屋里做爱。那是一种神情恍惚、不断重复的交媾动作,只是因为困在这样的天气里,才感觉比较轻松舒缓。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我仍在假装,那现在就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我丈夫并没有完全回家。

  午餐之后是看电视——我为他找到一档双人帆船竞赛的重播——以及更多乏味的交谈。他问及一些朋友,但我无法给出答案,我从没再见过他们。这些人其实并非我的朋友,我不会去交朋友,而是从丈夫那里转承。

  我们玩一种桌面游戏,对其中一些愚蠢的问题抱以笑声。然后,他记忆中的空缺明显暴露出来,我们停止游戏,沉默笼罩着彼此。他阅读报纸和喜爱的杂志,看电视新闻,但也许只是在装模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