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镜像以太 Ether 张冉

　　以太
张冉
1
我忽然想起22岁那年的冬天午后。我的右边坐着一对非常漂亮的双胞胎姐妹，叽叽喳喳聊着天，左边坐着一个胖家伙，抱着瓶碳酸饮料，不停地给自己续杯，我的碟子里是冷掉的鸡肉、乳酪和切碎的甘蓝，如今我已经记不得那些食物的味道，只记得夹通心粉的时候掉了一些在我崭新的条纹长裤上。整个宴席的后半段，我一直在擦拭长裤上新月形的污痕，留鸡肉在盘子里渐渐变冷。为掩饰尴尬，我试图与双胞胎姐妹找个话题聊聊，但她们似乎对大学生活不感兴趣，我也不懂得马尾辫的几种绑法。
这场宴会显得极其漫长，一个又一个人站起来无休无止地举杯致辞，我一次又一次随他们举起高脚杯，啜饮苹果汁，明知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我的举动。宴会的主题是什么？婚礼、节庆还是丰收？我已记不清。那时我无数次隔着四张桌子偷偷看我的父亲，他忙于与同样年纪、长着浓密胡须和酒糟鼻的朋友们聊天喝酒，说着粗鲁的笑话，直到宴会结束都不曾向我投诸一线目光。乐师疲惫地将小提琴装进琴匣，主妇开始收拾狼藉的杯盘，醉醺醺的父亲终于发现我的存在，摇晃着庞大的身躯走来，嘟囔着说：“你还在啊？叫你妈来开车。”
“不。我自己回去。”我站起来盯着地面说，用力揉搓长裤上的污迹直到手指发白。
“随便。跟你的小朋友们聊得好吗？”他四处张望。
我没有回答，握紧拳头，感觉血液向头部聚集。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们只是孩子而已，十一二岁的小孩，而我已经22岁，即将大学毕业，在城市里，我有我的朋友和骄傲，在那里，没有人拿我当孩子看待，把我安排在一桌儿童中间，在我的高脚杯中倒满甜苹果汁而不是白葡萄酒；在我走入餐馆的时候，侍者会殷勤地接过我的外套叫我一声“先生”，若不小心将通心粉掉在长裤上，我的女伴会温柔地用湿巾擦去污迹，我是成年人了，我想要成年人的话题，而不是在愚蠢的乡村宴会中被当作学龄儿童对待。
“……去你的！”我终于说，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
那年我22岁。
我努力睁开眼睛，天色已经完全暗了，屋子笼罩在对街脱衣舞俱乐部的霓虹灯的光芒中。起居室里只有电脑屏幕闪闪发亮。我揉着太阳穴，从沙发上缓缓坐起，端起咖啡桌上的半杯波本威士忌一饮而尽。这是本周第几次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应该上网查查，45岁的单身男人在周日下午窝在家里独自上网直至进入一场充满闪回童年经历梦境的睡眠是否有益于身心健康，但头痛告诉我不必打开搜索引擎就能知道：这种无聊的生活在谋杀我的脑细胞。
“喂，在吗？”液晶屏幕上ROY说。
“在。”我从烟灰缸上找到半截雪茄，弹掉烟灰，划火柴点燃，斜靠在沙发上单手打字。
“你知道吗，他们建了一个讨论组专门讨论如何用肉眼分别蓝鳍金枪鱼与马苏金枪鱼生鱼片。”ROY说。
“你参加了吗？”我吐出一口瑞士机制雪茄充满草腥味的烟雾。
“没有，我觉得这个比前一个讨论组更无聊，你知道的，‘硬币自然坠落正反面概率长期观察’小组。”ROY打出表示无奈的符号。
“可是你参加那个小组来着。”
“是的，我连续15天，每天抛硬币20次，然后将测试结果反馈给讨论组。”
“后来呢？”
“越来越趋近常数0.5呗。”ROY给我一个苦笑。
“你们根本就知道这是必然结果啊。”我说。
“当然，可网络如此无聊，总得找点事干呢。”ROY说。“要不要一起参加‘肉眼分辨蓝鳍金枪鱼与马苏金枪鱼生鱼片’小组？”
“免了，我宁肯去看看小说。”雪茄快烧完了，我拿起威士忌酒杯，呸呸吐出嘴里苦涩的唾液。
“小说、杂志、电影、电视都让我发疯。总有一天，我会被无趣的世界杀死。”ROY打了个大大的句号，下线了。
我关掉对话框，登录几个文学和社交网站，想找感兴趣的文章看，但正如从未谋面的网友ROY所说，一切正向着越来越无趣的方向发展，在我年轻时，网络上充满观点、思想与情绪，热血的年轻人在虚拟世界展开苏格拉底式的激烈辩论，才华横溢的厌世者通过文学表达对新生活的渴望，我可以在电脑屏幕前静坐整个晚上，超链接带领我的灵魂经历一次又一次热闹的旅行。如今，我浏览那么多网站头条与要闻，没有找到一个值得点击的标题。
这种感觉令人厌恶，又似曾相识。
我点开常去的社区网站头条新闻“民众在市政府前游行示威，抗议钓鱼者对蚯蚓的不人道行为”：视频窗口弹出，一群穿着花花绿绿衣衫的年轻人左手拎着啤酒，右手举着歪歪扭扭的牌子站在市政广场，标语牌上写着“坚决反对切断蚯蚓”“你的鱼饵是我的邻居”“蚯蚓和你家的狗一样会感觉到痛”。
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干了吗？就算游行示威，不能找个更有意义的话题吗？我的头痛袭来，于是关掉显示器，倒在棕色的旧沙发里，疲惫地闭上眼睛。
2
45岁的贫穷单身汉在城市这个庞大资源聚合体中显得无足轻重，我每周工作三天，每天工作四个小时，主要职责是“在满足条件的申请书中挑选出个人情感认同的”，在计算机抢走大部分人类饭碗的今天，在政府部门以“个人情感”因素审批特殊贫困津贴的申请书几乎是一份完美的工作，它不需要任何培训背景或知识储备，当局认为在自动审核通过的众多特殊贫困津贴申请书中挑选幸运者应当适度体现冰冷规章制度之外的人情味，故聘请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我这样的失败者，参与此项工作，每周一、三、五的上午我从租住的公寓乘坐地铁来到社会保障局那间小小的、与三名同事共享的办公室，坐在电脑前，把电子印章盖在屏幕中比较顺眼的申请书上，名额时多时少，通常盖30个印章后我的工作就结束了，余下的时间可以找人聊聊天，喝喝咖啡，吃两个百吉饼，直到下班铃打响。
与此前无数个周一相同，我完成四个小时的工作，打卡后离开社会保障局的灰色花岗岩大楼，走向不远处的地铁站。地铁站门口通常有个单人乐队的表演者在单调鼓声中吹着刺耳的小号，经过他身边的时候，那个阴郁的表演者总盯着我的眼睛，或许是因为几年来我没给过他一分钱，这让我感到不快。猫抓玻璃一样的小号声果然响起，让我昨天尚未痊愈的头痛蠢蠢欲动，我决心向反方向走一个街区，去上一个地铁站搭地铁。
上午下了一点小雨，地面湿润，扎辫子的滑板少年飞速掠过，两只鸽子站在咖啡馆的招牌上嘀嘀咕咕。橱窗映出我的影子：身穿过时的黄色风衣的瘦削半秃中年人，长着一个与我父亲一模一样的酒糟鼻子。我摸摸鼻子，不禁想起我久未谋面的父亲，准确地说，自从22岁的宴会后就再未见面的父亲。母亲给我的电话中有时会谈起他，我知道他还住在农场，养着一些牛，留着几棵苹果树用来酿酒，但酒精毁了他的肝，医生说他不能再喝酒了，除非科学家发明出肝癌的治疗方法。说实话我并不感觉悲伤，尽管我的红鼻子和宽大的骨架完全继承了他的血统，但我整个后半生都在逃避父亲的影子，避免自己成为那样自私、狭隘与嗜酒的肥胖老头——如今我发现，唯有避免肥胖这一点，我做到了。他人生最大的亮点是娶到了我母亲。我连这一个亮点都没有。
“站住！”一声大喝打断我的自怨自艾。几个穿着黑色连帽衫的人越过车流向这边快速跑来，两名警察挥舞着警棍，跌跌撞撞穿过刹停的汽车追赶着，一名警察吹响哨子，另一人大声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