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声音。”奥尔拉多说，“但你们听得见，对吗？”
安德感到格雷戈的身体在他膝头剧烈颤抖起来。
“就在那儿，一拳，哗啦一声——她倒在地上。你们自己的身体上有感觉吗？和她的身体撞在地上同样的感觉？”
“闭嘴．奥尔拉多。”米罗说。
电脑生成的图像终止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把这些存下来了。”埃托道。
金毫不掩饰地哭了起来，“是我杀了他。”他抽泣着说，“我杀了他我杀了他我杀了他。”
“你在说什么呀？”米罗恼怒地说，“他是病死的，遗传病！”
“我向上帝祈祷让他死！”金尖叫起来，腧上涕泪横流，嘴边溅出唾沫，“我向圣母祈祷，向耶稣祈祷，向外公外婆祈祷。我说只要他死，我宁肯下地狱。他们答应了我。我会下地狱的，但我一点也不后悔！上帝原谅我，但是我乐意！”他抽泣着，跌跌撞撞奔回自己的房间，接着传来砰的一声门响。
“嘿，这可又是一桩得到验证的外公外婆的神迹。”米罗道，“他们是圣人，这已经是铁板钉钉了。”
“别说啦。”奥尔托多道。
“他还不断告诫我们耶稣基督要我们原谅那个老混蛋哩。”米罗说。
安德膝上的格雷戈哆嗦得太厉害，他不由得有些担心，低头看，才发现格雷戈正在不住地小声嘟囔着一个词。
埃拉也发现格雷戈有点不对劲，她跪在那个小男孩面前。
“他在哭。我从来没见过他哭成这个样子——”
“爸爸，爸爸，爸爸。”格雷戈小声嘟囔着。他的哆嗦变成了抽搐，剧烈程度如同痉挛。
“他怕爸爸？”奥尔拉多问道，脸上显出对格雷戈的强烈关切。看见几个人腧上焦急的神情，安德心里暗自松了口气。这个家庭中仍然有爱，而且不仅仅是在暴君的淫威下受压迫者自然而然形成的那种团结。
“爸爸死了。”米罗安慰地说，“不用再怕他了。”
安德摇摇头。“米罗，”他说，“你注意到奥尔拉多放出来的图像了吗？小孩子是不会评判自己的父亲的，他们只知道爱爸爸。格雷戈竭尽全力，想让自己跟爸爸一个样。你们其他人可能巴不得他早死，但对格雷戈来说，父亲的死就像世界毁灭一样。”
兄妹几个从没想到这一点。即使现在，这仍是一个让人反感的念头。安德看出他们不愿面对这种想法，可他们也知道，安德说得对。一旦指出来，大家就都看得清清楚楚。
“Deus nos perdoa。”埃拉悄声道。上帝呀，原谅我们吧。
“想想我们说过些什么话。”米罗轻声道。
埃拉伸手想抱格雷戈，男孩没靠近她。安德知道他会做什么，也作好了准备。他的手松开了。格雷戈一转身，两只胳膊搂住死者代盲人的脖子，伤心地、歇斯底里地痛哭起来。
兄弟姐妹们手足无措地单着这一幕。安德温和地对他们说：“你们让他怎样表达悲伤呢？他知道你们有多么仇视父亲。”
“我们从来没恨过格雷戈。”奥尔拉多道。
“我早该知道的。”米罗说，“我知道，他是我们中间最难过的，可我居然压根儿没往这方面想…”
“别责怪自己了。”安德说，“这种事只有旁观者看得清楚。”
他听见简在他耳朵里说：“你可真是越来越让我惊叹佩服了，安德鲁。你摆弄起人来跟捏泥巴一样。”
安德不能回答她，回答了她也不会信。这一切他并没有事先计划，只不过是随机应变。他怎么会预先知道奥尔托多记录了马考恩在家里的暴行？他的洞察力只表现在对格雷戈的把握上，即使这一点也纯粹出于本能。他本能地察觉出，格雷戈极度渴望出现一个有权威的人，对他拿出当父亲的威严的人。他的父亲很残忍，所以格雷戈认定只有残忍才能表现爱和权威。现在，他的泪水冲刷着安德的脖子，热乎乎的，同刚才浇在安德腿上的尿一样。
格雷戈的表现在他预料之中，但科尤拉却让他大吃一惊。其他人静静地注视着痛哭流涕的格雷戈时，她从床上站起身来，笔直地走向安德。她的眼睛生气地眯缝着，“你臭死了！”她宣布。然后昂首挺胸朝后屋走去。
米罗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出声，埃拉露出了微笑。安德扬起眉头．好像在说：喂，有赢的时候，丢面子的时候也免不了嘛。
奥尔拇多好像听见了他没说出口的话。这个安了一双金属眼睛的男孩，坐在终端旁的椅子上说，“你也赢得了她的认可。几个月以来，除了对家里人，这是她说得最多的一次了。”
可我不是外人。安德心里说，你看不出来吗？现在我已经成了这个家里的一分子了，不管你们喜不喜欢，不管我自己喜不喜欢。
过了一会儿，格雷戈止住抽泣．他睡着了。安德把他抱到他的小床上，这个小房间晕，科尤拉已经在另一头睡着了。埃拉帮着安德，脱下格雷戈被尿水浸湿的裤子，给他换上千净的宽松内裤。她的动作轻巧熟练，没有弄醒格雷戈。
回到前屋，米罗冷静地打量着安德。“唔，代言人，随便你选择。我的裤子你穿太短，裤裆也太紧，而父亲的裤子你穿上去又一准会往下垮。”
格雷戈的尿早已干了，安德愣了一下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别麻烦了。”他说，“我可以回去换。”
“妈妈一个小时以后才会回家。你来是想见她，对吗？到时候我们就已经把你的裤子收拾干净了。”
“那我选你的裤子。”安德说，“档紧一点没关系，这个险我冒得起。”
第八章 娜温妮阿
这种职业意味着终身欺骗。你走出围栏，发现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回到工作站后你却会写一份完全无关紧要的报告。报告中丝毫不能提及我们的发现，因为取得这种发现时，我们触犯了法律，影响了他们的文化。
这是一种折磨。你还太年轻，体会不到。这种作法早在你祖父时就开始了。和猪仔在一起，隐瞒知识是痛苦的。你看到他们竭尽全力想克服一个困难，你掌握着知识，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你眼睁睁看着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了，然后，因为没有你所掌握的知识，他们在正确的结论前退回去，走上错误的道路。看着这样的情形，只要稍稍有点人性，你就会感受到巨大的痛苦。
你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法律是别人制定的，决定是别人作出的。在自己和真理之间筑起高墙的不是我们。如果这些人知道我们早已轻轻一戳，在这堵高墙上打开了一道裂口，受到惩罚的必然是我们。那些异乡科学家，但凡有一个致力于追求真理，便会招来十个毫无头脑的小人从中作梗，他们鄙视知识，一生从无创见，惟一能做的就是在真正的科学家的成果中挑剔最微不足道的漏洞和矛盾之处。这帮吸血的苍蝇会叮上你的每一份报告，如果你疏忽大意，哪怕只有一次，他们也绝不会放过。
这就是说，有些猪仔你连提都不能提，因为他们的名字源于我们带来的文化影响：“杯子”会让别人知道我们教给了他们基本的制陶术，“日历”和“镰刀”更是如此。如果让他们发现了“箭”这个名字，连上帝都救不了咱们。
——利波致欧安达和米罗的备忘录。
根据议会的命令从卢西塔尼亚文件集中没收，在以背叛和渎职罪名起诉卢西塔尼亚外星人类学家的审判中作为呈堂证物。
娜温妮阿的工作一个小时以前就做完了，可她还是盘桓在生物学家工作站里不愿离开。克隆的马铃薯在培养液里长得很好，现在只需每天注意观察就行了，看这种顽强的植物经过她的基因改造之后能不能长出有用的块茎。
已经没什么事了，我为什么还不回家？这个问题她找不到答案。孩子们需要她，这是肯定的。天天早出晚归，回家时年龄较小的孩子们已经睡着了，这样对待孩予实在不能算是尽到了母亲的责任。但现在，明知道应该回去了，她却仍然在实验室里发呆，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是。
她想过回家，但不知为什么，想起回家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高兴。马考恩不是已经死了吗，她提醒自己，三周前就死了。怎么不早点儿呢？他做了我需要他做的一切，我也做了他需要的一切。此后，在他腐烂坏死之前四年，我们已经找不出继续在一起的理由了。那些日子里我们从来没有过一分一刻的爱，但我从来没想过离开他。就算不能离婚，分居也行啊。可以不受殴打。到现在她的臀部还觉得僵硬，有时疼得厉害。那是他上次把她摔在水泥地上留下的后遗症。你给我留下了多么可爱的回忆啊，马考恩，我的丈夫，你这个畜生。
一念及此，臀部的疼痛像烧灼一样传遍全身。她满意地点点头。我理虚受到这种惩罚，疼痛消失后我反而会更难过的。
她站起来走过房间，腿一点也不瘸，即使疼得受不了，稍微瘸一点会舒服得多。这方而不能宠着自己，任何方面部不能。我活该。
她走出房间，关好门。她一离开，电脑便关闭了房间里的照明灯，只留下植物栽培区的灯，以促进光合作用。她深爱着这些植物，她的宠物。长吧，她口夜对它们呼唤着，快快长大吧。她为每一株死去的植物伤心难过．只有确定彻底没有希望了，她才肯掐掉一株。离开工作站的时候，她似乎还能听到植物们无声的音乐，听到细胞小得不能再小的动静：它们在生长、分裂、形成种种繁复的形式：离开它们，她就是从光明走向黑暗，从生走向死，心中疼痛愈加强烈，配合着臀部肢体的伤痛。
从山坡走向山脚的家时，她发现自家窗户单透出灯光，照亮了她下面的山坡。好在科尤拉和格雷戈的房间里没亮灯。她最受不了他们俩对她的谴责：科尤扣的沉默、格雷戈阴沉粗野的举止。可除开这个房间，家里亮灯的房间太多了，包括她自己的房间和前屋。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她最讨厌不同寻常的事。
奥尔拉多坐在起居室里，跟平时一样戴着耳机。但今晚他的眼睛上还戴着互动夹，显然正从电脑里载人过去的影像，或者在下载眼睛里记录的资料。和以前无数次一样，她恨不得自己也能把保存在大脑中的影像下载出来，再把它们删个一千二净，代之以愉快的回忆。比如，删掉对皮波的尸体的记忆，换上他们三人在外星人类学家工作站度过的那些黄金时光；还有裹在尸布里的利波的尸体，她的心上人的肌肤，包裹在～层层织物中。多么希望这些记忆能够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有关这具躯体的甜蜜回忆，他抚过她身体的双手，他的嘴唇的轻触。但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被痛苦深深地掩埋了。全都是我偷来的，这些美好的日子，所以它们又从我的手中全都夺走，只给我留下我应受的惩罚。
奥尔拉多朝她转过脸来，互动夹从他眼窝里凸出来。她不觉颤抖了一下，心头涌起一阵羞愧：我对不起你，她无声地说，如果你有另一个妈妈，你肯定不会丧失眼睛。劳诺，出生时你是最好的，是我的孩子当中最健康、最健全的。但是，我的子宫里产出的任何后代都不可能长久保持健全。
这些她当然没有说，和她一样，奥尔拉多也不开口。她转身朝自己房间走去，看看为什么灯没关上。
“母亲。”奥尔拉多说。
他摘下了耳机，从眼窝里拧下互动夹。
“什么事？”
“家里来了客人。”他说，“是那个代言人。”
她感到心里泛起一阵寒意。别在今晚，她尢声地呼喊着。但同时她也知道，自已明天也不愿见他，后天也不愿，永远都不愿见到这个人。
“他的裤子已经洗干净了，正在你房间里换。请别介意。”
埃拉从厨房走进来，“你回来了。”她说，“我正倒咖啡呢，你也有一杯。”
“我上外面去，等他走了我再回来。”娜温妮阿道。
埃拉和奥尔拉多对视一眼。她立即明白了，她已经被看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很显然，无论代言人想在这里干什么，他们都会支持他。好吧，我就是个问题，一个你们解决不了的大问题。
“母亲，”奥尔拉多说，“他和主教说的不一样。这个人挺好的。”
娜温妮阿用她最损人的嘲讽语气答道：“你从什么时候成了分辨好人坏人的专家啦？”
埃拉和奥尔拉多又对视一眼。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该怎么向她解释？怎么才能说服她？这个嘛，亲爱的孩子们，我是说服不了的，利波活着时每个星期都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一点。他从来没能从我这里掏出那个秘密，他的死亡不是我的过错。
不过他们总算取得了一点成功，她没有离开家，而是进到厨房，在门口与埃拉擦身而过，没有碰到她。厨房桌上，小小的咖啡杯整整齐齐排成一圈，中间放着咖啡壶。她坐下来，前臂支在桌子上。这么说，代言人来了，一到这里就直奔她家。他还能去哪儿？他来这里是我造成的，是我的错，难道不是吗？又一个生活被我毁掉的人，像我的孩子，像马考恩，像利波，还有皮波，还有我自己。
一只结实有力的手从她肩上伸过来，端起咖啡壶，斜过弯曲的壶嘴，朝咖啡杯里斟下一股细细的、热腾腾的咖啡。
“Posso derramar？”他问。真是个蠢问题，他不是已经开始斟了吗？不过这个声音很温和，他的葡萄牙语带着点好听的卡斯蒂里亚口音。是个西班牙人？
“Desculpa-me，”她轻声说。请原谅我。“Troux o senhor tantos quilomet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