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之误后的头一个世纪里，盖亚①已经受了致命创伤，正拖着步子缓缓地走向死亡。“大萧条期”，毁灭尤其来的严重，小块土地经常出现痉挛，情况每况愈下，每次发作之后，随之而来的情形更为骇人，但是地球坚忍着，尽力进行自我修复。
我前面说过，保护区是我们的运动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垂死的地球都是。我七岁时，老妈让我有了自己的电磁车，这个星球上，所有地方离我家都只有一小时以内的飞行旅程。我最要好的朋友，阿马尔斐·施瓦茨，住在埃里伯斯山①庄园，那儿曾经是南极共和国。我俩天天见面。旧地法律禁止使用远距传输器，这个事实丝毫没让我们伤脑筋；我们在夜里躺在某个山坡上，仰着脑袋，透过一万个环轨灯和星环的两万个灯塔，望向星空，望着两三万肉眼可见的星星。我们没有一丝嫉妒之情，也没有任何冲动，要加入大流亡。正是大流亡，加速了远距传输器的编织，最终编成了世界网。在当时，我们仅仅感到高兴。
我脑子里对我老妈的记忆被固定住了，真是奇怪，似乎她是我的《垂死的地球》中另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也许她是。也许我是由欧洲自动化城市中的机械人抚养长大的，喝的是亚马逊沙漠中机器人的奶，或者，我仅仅是在大桶中培育长大的，就像啤酒酿造者的发酵粉一样。我记得，老妈那白色的睡衣像鬼魂一样滑行在庄园那阴暗的房间里；当她坐在温室里，光线投下，投影出缎带装饰，夹杂着灰尘，她会倒上一杯咖啡，此时，我记得他那长着纤纤细指的手背上无数脆弱的蓝色静脉；烛火牵绊在她头发的蛛丝光辉中，就像一只金色的苍蝇羁绊在那，她的头发卷成贵妇人风格的一个圆髻。有时，我会梦到她的声音，那轻快的音调，带着在子宫里打转的意味，但是我随即醒来，发觉那仅仅是风儿吹过蕾丝窗帘的声音，或是什么不知名的海洋在拍打着礁石。
从我最初有了自我意识起，我就已经知道，我会成为，应该成为，一名诗人。这不是说我好像有多少选择；而更像是那垂死的美丽，吸完了我最后一口气，然后下达了命令：我注定得在余生和词语玩耍，这似乎是为了补偿它随手在它的牛栏世界里对我们种族的大屠杀。管它呢，反正我就成了一名诗人。
我有个导师，名叫巴尔萨泽②，是个人类，但是很老，这位难民古老亚历山大的带着肉体气息的小巷。巴尔萨泽几乎全身都闪烁着蓝白的光芒，那源自于早期不成熟的鲍尔森疗法遗留的蓝色；他就像一个熠熠发光的人类木乃伊，封在了液体塑料中。而且此人颇为好色，是个出名的登徒子。几个世纪之后，我成了一名色帝，那时，我终于明白了可怜的巴尔萨泽君的冲动，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庄园通常不会雇用年轻的小妞做佣人。人或机器人，巴尔萨泽君不会歧视，他一概通吃。
我还是很幸运，虽然巴尔萨泽君对年轻肉体有特别的嗜好，却不会对同性下手，因此，他的胡作非为仅仅表现在：要么是他在辅导时间里连个人影也不见，要么是把注意力毫无节制的花费在了记忆奥维德③，薛尼胥，或者吴侨之的诗文之上了。
他是一名卓越的导师。我们研究了古典时期，以及近古典时期，并且去了雅典、罗马、伦敦、汉尼拔、密苏里的遗迹作了实地考察，他从没让我做过什么测验或是考试。巴尔萨泽君希望我能学会过目不忘的本领，我也没有让他失望。他说服了我老妈，所谓的“进步教育”是有缺陷的，不适合旧地家庭，所以我从不知道脑力绝技的捷径，比如RNA学习疗法，数据网深究，系统的重现训练，程序化的谈心小组，需要牺牲事实的“高层思维技巧”，或者无文字的规划。在免去这些学习内容之后，我得以在六岁之时，就能够背诵菲茨杰拉德翻译的《奥德赛》，在学会穿衣之前，我就能写六节诗了，在连接人工智能之前，我就能以螺线形的赋格诗体进行思考了。
另一方面，我的科学教育却没有受到严格要求。巴尔萨泽君对此毫无兴趣，他称科学为“宇宙的机械面”。直到我二十一岁时，我才搞明白什么是电脑，什么是零售商品部，搞明白柯瓦叔叔的星状生命维持装置其实是些机器，而不是我们周围的灵魂济世救人的显灵。我相信这世界有仙女，有鬼怪，我相信数字命理学，占星术，我相信仲夏前夕，在北美保护区的原始森林深处的魔力。就像海登①画室中的济慈和兰姆②，我和巴尔萨泽君会为“数学的混乱”干杯，哀悼由于牛顿先生刨根问底产生的棱镜所导致的彩虹诗文的灭亡。我早期怀疑一切科学和不带任何情感的事物，实际上更是对其带着憎恨，这对我后来的生活有着莫大的帮助。我已经明白，在这后科学的霸主中，依旧保持一名哥白尼前时代的异教徒，还是不难的。
我早期的诗作实在是面目可憎，但由于跟烂诗作同流合污，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我傲慢地确信，我的创作行为对于那些我正在孕育的无意义夭折还是有价值的。并且，老妈也容忍着我，任我把那些散发着臭气的大堆打油诗扔在屋子里。她纵容着她惟一的孩子，即使他沉浸在快乐的荒淫无度中，就好像一头未经管教随处方便的骆驼一般。巴尔萨泽君从来没对我的作品评头论足过；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从没有给他看过。巴尔萨泽君认为令人尊敬的丹东是个骗子，他觉得萨姆德·布列维和罗伯特·弗罗斯特③应该用自己的肠子把自己吊死，华兹华斯是个白痴，而除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以外，其他的诗篇都是对语言的亵渎。我不知道我有何理由，可以把我的诗文给巴尔萨泽君看，虽然我知道这些诗文充满了崭露头角的天赋。
我在好几本硬传刊物上出版了几篇臭屁文章，当时，这几本刊物在欧洲的生态建筑家庭里还很流行，这些拙劣刊物的业余编辑跟我老妈一样对我太过纵容。我偶尔会央求阿马尔斐或者我其他的玩伴（他们没我那么挑剔，因此接入了数据网或者超光发射器），叫他们把我的一些诗文上传到星环或者火星上，因此可以传到那些不断萌发的远距传输器的殖民地上。他们从没给我回复。我猜他们太忙了。
在还没经历出版的严峻考验前，就相信自己是个诗人或是作家，这种信仰真是天真无邪，就跟儿时那种长生不老的梦想一样…而那无法避免的梦想破灭也一样痛苦。
我的老妈跟旧地一起死亡了。在那最后的灾变期间，有一半旧式家庭选择留下来；当时我年仅二十，我做出了自己的罗曼蒂克计划：和我的家园共存亡。但老妈有不同的决定。让她牵肠挂肚的不是我过早的驾鹤归去，她跟我一样，甚或更为自私自利，在那样一个时刻决不会替人着想；也不是挂念着我的ＤＮＡ的死亡会给这条贵族血脉划上句号，而这血脉一直要追溯到“五月花”①的年代。不，这些一点也没烦扰到她，老妈操心的是：这一家子人会欠着一屁股债灭绝。看上去，我们最后几年中的奢侈放纵的钱，是从星环银行和其他谨小慎微的地外机构，通过巨额贷款筹得的。地球的大陆由于断面收缩的冲击力，正在土崩瓦解，于是，巨大的森林熊熊燃烧，海洋热浪翻腾，成了一锅了无生气的热汤，空气也变得滚烫浓稠地无法打破，稀薄地无法进入。而现在，银行来讨债了。而我是贷款担保人。
或者，准确说来，老妈的计划是：她在那个短语成为现实前，清算了所有可用的资产，把二十五万马克存进了逃之夭夭的星环银行的长期账户中，又派我旅行至天国之门的黎绂津大气保护体，这是一个围绕着织女星旋转的小型星球。甚至在那时，那个毒气星球就已经建起了一个远距传输器，连接到太阳系，而我没有传送。也没有乘独步回旋飞船，这种飞船使用霍金驱动器，每个标准年都会去一次天国之门。不，老妈把我送上了一艘三相冲击飞船，飞往偏地的这个尽头，那飞船的速度远比光速慢，里面冰冻着家畜晶胚，浓缩橘子汁，以及食客病毒，按飞船日历，这次旅程将让我花去一百二十九年的时间，还有客观如实的时间债，也就是：一百六十七年！
老妈算计着，那长期账户的累计利息将足以还清我们一家的债款，也许还能让我舒舒服服的活上一阵子。她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算计错了。
第四章
对天国之门的速描：
航空转运码头延伸出条条泥泞道路，它们宛若麻疯病人背上的烂疮。天空是一张烂麻布，破碎的黄褐云彩高挂其间。一座座纠结不清、奇形怪状的木质建筑在尚未完工就毁坏大半，无玻璃的窗户呆滞地凝视着左邻右舍血盆大口的洞开门户。在此处繁衍出来的土著…我想，还算是个人吧！…眼瞎脚跛，肺也会被腐败的空气烧灼了。就算一家子生个一窝十几个子孙后代出来，在五标准岁之前，这些小鬼的皮肤就会变得坑坑洼洼了，并且受到大气的刺激，泪水会永远流个不停。然后到四十岁前，他们就会一命呜呼。这些人笑起来时，嘴里露出一口烂牙，油腻头发里挤满了虱子和吸血虱的血囊。尽管如此，父母们依然洋洋自得，满心欢喜。两千万无药可救的笨伯，活生生地塞在岛屿上头的贫民窟，那座岛可比旧地上我家西侧的草地还小。天国之门的大气成分，常人一吸就挂；为了争抢为数有限可供呼吸的空气，人们更是奋力挤进空气制造厂那方圆六十里内的土地，那是工厂在毁坏之前所能供给的最大范围。
天国之门：我的新家。
老妈没有考虑到一种可能：所有旧地账户会被冻结——里面的钱全都被挪进了成长中的世界网经济体。她也忘记了，人们之所以要等着乘到霍金驱动飞船，才敢去探索银河旋臂，是因为在长期冰冻沉眠之下——相对几周、几个月的沉眠来说——大脑受永久性伤害的几率足有六分之一。我还算幸运。当我在天国之门启封，并被送往边界线外挖掘酸液运河时，脑部仅仅发生了一次意外——中风了。肉体上，我在当地时间的几周内就能复原，回到泥坑的工作岗位；但在头脑里，我所失去的东西却是自己最渴望的部分。
我的左脑完全停摆，就好像回旋飞船受创而被密封的舱室——气闭门将毁坏处隔离，让它暴露在真空之中。我仍然可以思考，并很快取回身体右侧的控制权。只有脑中主司语言的中心伤得太重，难以修复。我头颅内这台奇妙的有机计算机把语言功能当做瑕疵程序给抛弃了。掌管情感的大脑右半球并非完全没有语言的功能，但也只有最受情绪主宰的沟通单元得以幸存；我能使用的词汇苟延残喘，仅剩九个。（我后来才知道，这已经是特例了；许多脑血管意外患者所拥有的词语数量不过两到三个。）为有案可查，我还是记下来，这些是我能运用的全部词语：、屎、尿、疤子、天打雷劈、直娘贼、屁眼、嘘嘘和嗯嗯。
迅速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字词有些重复。我能够支配的语汇里有八个名词，它们表示了六项事物；八个名词有五个可以当动词用。我保留了一个意义明确的名词，以及一个既可当动词又可当虚词的形容词。这个新语言体系包含了四个单字、三个复合字和两个叠字儿语。所能表达的意义范围有四个关于排泄、两个关于人体器官、一个神圣咒语、一个交媾或要求交媾的标准用语，还有一个交媾变异语汇，但这个对我不再适用——因为我老妈早已过世。
总之，这些也够用了。
在天国之门的烂泥坑和贫民窟里摸爬滚打的三年，我不敢说那些回忆充满了喜乐，但和我之前在旧地的二十年相比，这些日子至少对我的发展是同样重要的，重要性或许还更显著些。
很快我就发现，在我的几个亲朋好友之间——比方说老泥巴，这个挖泥班的工头；昂克，这个贫民窟里跟我收保护费的恶霸；还有戚蒂，待在爬满虱虫窑子里的狐媚子，我有钱的时候会去找她睡上一晚——这些词语很吃得开。“屎，”我会一边嘟哝一边比划，“屁眼疤子嘘嘘！”
“啊，”老泥巴笑嘻嘻地说道，露出他仅有的一颗大牙，”要去店里找些又湿又软又嫩的乐子嚼嚼？”
“天打雷劈嗯嗯！”我也朝他笑道。
诗人的生命不仅仅在于措词有限的语言之舞，更是在于感知和记忆近乎无限的组合，同时兼具着所感所忆的灵敏。我在天国之门待了当地时间的三年，几乎有一千五百标准天数。这三年，我有时间去观看，去感受，去聆听——去回忆，似乎我重获新生了。虽然我的新生之地又是地狱，但这无关紧要；再次写作的感受是真正诗歌的精华，新鲜自然的经验是给予我新生的生日礼物。
要适应一个美丽新世界①，一个突然间比我年长了一百五十岁的新世界，没多大困难之处。过去五个世纪以来，我们谈过扩张和先驱精神，我们都明白我们的人类宇宙变得如何残废虚弱，如何徘徊不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带着创造力头脑的舒适黑暗时代；制度改变得很少，并且是通过缓慢的进化，而不是革命带来的；科学研究慢吞吞地横向蟹行，而它曾经是带着本能地大步飞跃的；发明物更是几无改变，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再熟悉不过的稳定技术，对我们的曾祖父来说——他们也能立马搞明白，学会怎么用。因此，当我在飞船上沉睡的那段时间里，霸主成了正式的实体，世界网被织成了近乎完美的形状，全局以民主的方式取代了人类的慈善暴君，技术内核正式退出人类事业，然后以盟友而不是奴隶的姿态伸出了它的援手，驱逐者退却至黑暗，扮演起复仇女神的角色…但是，甚至在我被打入冰棺之中，夹在猪肚子和冰冻果子露中之前，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慢慢地爬向临界点了，这种旧趋势显而易见的扩张不难理解。此外，如果历史从自己内部审视自己，它总是像是肚子里那黑暗、帮助消化的伙食，跟史学家从远处审视那些很容易辨认的奶牛是远远不同的。
我的生命是在天国之门，是那分分秒秒的挣扎生存。天空总是没完没了的黄褐日落之色，挂在头上就像摇摇欲坠的天花板，离我的小屋仅几米之遥。我的小屋，说也奇怪，还是挺舒服的：有张吃饭的桌子，一张睡觉或者干那事的帆布床，一个用来方便的地洞，一面可以静静凝视的窗户。我的环境是我词语的真实写照。
对作家来说，监狱总是个妙地方，它会杀灭活动和消遣这一对魔鬼，天国之门也毫不例外。大气保护体监禁着我的身体，但没有监禁我的头脑，也没有禁锢住那脑袋里仅剩的那些东西。它们是我的。
在旧地，我的诗文是写在一只撒督-德科纳通信志思想处理器中的。当时，我会懒洋洋地躺在衬垫躺椅中，抑或浮在我的电磁游船中，漂在黑色的泻湖上方，又或者是沉思地走在香气四溢的凉亭里。那是些面目可憎、训练无素、毫无技巧的浮夸诗文，在此我不再赘述。在天国之门，我发现了刺激精神的体力劳动是什么样的；那不仅仅是体力劳动，我得补充，而是完完全全的弯脊折骨，痛苦榨肺，撕肠裂肚，扯裂韧带，打破卵蛋的体力劳动。但是我发现，只要这任务是既繁重又反复，我的头脑就会无拘无束地漫步在更富想象力的区域里，不仅如此，它还会飞也似地逃向更高的层面。
因此，在天国之门，我会在织女主星的红色凝视下，在污水四溅的运河里疏浚河底的渣滓，或者，我会在迷宫般的肺道中，手脚并用，缓缓地爬行在重吸菌组成的钟乳石和石笋中，与此同时，我变成了诗人。
我所缺乏的，仅仅是词语。
２０世纪最受敬重的作家，威廉·加斯①，曾经跟人说过这样的话：“词语是至上之物。它们是有思想的。”
的确如此。有一个理念曾经让柏拉图对人类感知产生懵懂观念，而词语更加纯粹超然。但它们也是装着欺骗和错觉的圈套。词语让我们的思想转向自我错觉的无限小径，事实上，我们大多数的思想生活都住在由词语建成的头脑大厦中，也就是说，我们缺乏必要的客观，无法发现语言带来的现实的可怕扭曲。举个例子：“信”，这是中国的象形字，字面上看，是一个人站在他的言语旁边。到现在为止，这字还是这个意思。但是近英语中，“honesty”代表着什么意义呢？或者“Motherland”？或者“progress”？或者“beauty”？但正是在我们的自欺欺人之下，我们成了上帝
第五章
有一位哲学家、数学家栖于一身的人，名叫伯特兰·罗素①，这家伙跟加斯出生在同一个世纪，也死在同一世纪，他曾经写过一段话：“语言不仅仅用来表达思想，而且可以创造思想，没有它，就不会存在这些思想。”这就是人类创造性天赋的精髓：不是文明的大厦，也不是什么可以用来毁灭文明的重击闪光武器，而是词语，它们就像精子攻击卵子一样让新观念蓬勃发展。有人可能会说，词语和想法这对孪生婴儿，是人类能够、将要，或者应该为纠结不清的宇宙作出的惟一贡献（是的，我们的ＤＮＡ是独一无二的，但蝾螈的也是。是的，我们建造了人工制品，但是海狸和蚂蚁建筑师也同样如此啊，此时此刻，我能看见它们在码头前端建造的锯齿城堡。是的，我们通过数学的梦想物编织了真正的构造物，但是宇宙本就是由算法连起来的。划一个圆，圆周率就蹦出来了。进入新的太阳系，第谷·布拉赫的公式就在时空的黑丝绒斗篷下等着呢。但是，宇宙把词语藏在了哪里呢？在它那生物学、几何学或者没有感知的石头之下吗？）甚至我们已经发现的智慧生命种族——木星Ⅱ的肥佬，迷宫建造者，希伯伦的赛内赛移情精，嘟噜哩的粘人，光阴冢的建筑师，以及伯劳鸟——他们留给我们的是神秘，是晦涩的制造物，但是没有语言。没有词语。
诗人约翰·济慈曾经对他一位名叫贝利的朋友写过一段话：“我什么都无法确信，我只相信真爱的神圣、想象的真实——想象攫取的美丽，必定是真实的——不管它过去是否存在。”
⌒国诗人吴侨之，大流亡三百年前死于最后一次中日战争，他也理解了，并记录在了通信志中：“诗是现实的疯狂产婆。它们所见的，不是现实之物，也不是可能之物，而是必将实现之物。”后来，他死前的那周，他把最后的磁碟交给了他的情人，吴侨之说：“词语是真理弹药带的惟一子弹。而诗人就是狙击手。”
瞧，起初有了词语。人类宇宙慢慢编织，词语便被赋予了血肉。惟有诗人能扩张宇宙，发现通向新真理的捷径，就像霍金驱动器在爱因斯坦时空的屏障之下一穿而过。
作为诗人，我想，一名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要成为人类的化身；接手诗人的衣钵，就是要携带圣子的十字架，就是要承受人类圣母的分娩阵痛。
成为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成为上帝。
我试图把这想法解释给天国之门上的朋友听。“尿，屎，”我说，“屁眼直娘贼，天打雷劈屎天打雷劈。。嘘嘘。天打雷劈！”
他们摇摇脑袋，笑笑，走了。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伟大诗人的行为方式。
黄褐云下起酸雨，打在我身上。我涉过齐腿的烂泥，清扫着城市下水道中的榨血草。第二年，老泥巴死了，当时我们正忙着工程，要把第一大街运河开拓至中池泥滩。发生了一起事故。他当时正爬在一个粘滑的沙丘上，想要拯救一朵硫磺玫瑰，不让滚滚前进的灌浆机将它毁掉，然后发生了淤泥震。随后不久，戚蒂结了婚。虽然她仍旧兼任着窑妇，但是我看见她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绿海啸卷走泥滩市之后不久，她就难产而死。而我则继续写诗。
也许你会问，只有右脑半球的九个词语，华丽的诗文是如何写出来的呢？
答案是：我根本就不用词语。诗仅次于词语。在根本上这是真理。我处理“物自身”①，暗影背后的物质，编撰强大的概念、明喻、内在联系，就像工程师盖楼一样：先构造出晶须合金骨架，然后玻璃、塑料、彩铝才会出现。
慢慢的，那些词语回家了。我的脑子开始重训重组，那进行得相当完美，真是不可思议。左半球丢失之物在别处安了家，在损坏区域重新夺回了首席位置，就像拓荒者回到了被火烧火燎的草原，而草原却被火烧得更肥沃了。以前一个简单的词，比如“盐”，都会让我期期艾艾、气喘吁吁。我的脑袋会在虚无中深挖一气，就像舌头舔向没牙的牙床一样。而现在，词语和词组慢慢涌了回来，它们仿佛被遗忘的玩伴名字，又出现了。白天，我劳作在污泥场，夜晚，我坐在我那四分五裂的桌子旁，在那酥油灯嘶嘶的照射下，撰写我的《诗篇》。马克·吐温曾以他自己惯于的方式发表过意见：“正确的词语和几乎正确的词语，它们的区别，就是闪电和闪电虫②的区别。”他是在逗趣，但这并不全面。那段时间，在天国之门上我开始撰写着我的《诗篇》，我发现，找到正确的词语，相比接受几乎正确的词语，两者间的区别，就好比一个是被闪电击中，一个单单是观看闪电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