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上不起学啊，先生，家里人不同意。”
“试过考取国家助学金吗？”
“我考不上，我的微积分考试没能通过。”托比亚斯很忧伤，“反正我也不是当科学家的料。我这一生的希望都在艺术领域——影像学！”
“表演艺术，对吧？我听说这种才能都是与生俱来的。”
“我把所有能节省下来的钱都买了机时，”年轻人说道，“我们一些爱好者组成了一个俱乐部。帕拉杜姆剧院把他们的影像差分机租给了我们，可以在剧院空闲的时候用。除了业余水平的垃圾货色之外，有时候的确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出色的作品。”
“不错嘛，我听说过一个叫，嗯…”马洛里费了些气力才想起那人的名字，“约翰·济慈的人，很擅长这门艺术。”
“他已经老了，”年轻人肆无忌惮地耸耸肩，“您应该看看山迪斯，或者休斯，或者伊迪的作品！还有一个从曼彻斯特来的操作员，作品非常出色，他叫米克·拉德利。去年冬天，我在伦敦看过一场他的作品展，是给一个巡回演讲做的影像，他跟一个美洲人一起。”
“配上影像演示的演讲的确可能让人印象深刻。”
“哦，演讲者只是一个蹩脚的美国北方佬，是个政治流氓。要依着我，那天就应该把演讲的那家伙扔出去，静音播放影像就行了。”
马洛里任由谈话逐渐停止，托比亚斯在椅子上转动了一下，想要接着说下去，又不太敢主动开口。这时铃声响了起来，年轻人飞快地站起来，不值钱的鞋子在地上滑动，随后停了下来，他取回一沓折起来的纸。
“红发女人。”他腼腆地笑着说。
马洛里咕哝着答应了一声，细细查看那些女人的画像。她们都是些堕落的女子、生活失意的人，脸上的呆滞表情掩不住那种深深的落寞感，一切都集中在小小的黑点打印成的袖珍女像上。跟刚才看那些男人完全不同，马洛里看到这些女人的图片就好像看到她们本人一样。其中一个圆脸脸的伦敦姑娘的表情却比印第安部落的悍妇更野蛮；另一个眼睛很迷人的爱尔兰女孩却因为巨大的下巴而使得相貌大打折扣。有些女人是流落街头的风尘女子，满身酒气，脑袋像鼠穴一样凌乱不堪。有人藐视，有人蛮横，有人眼波流转，像是因为脖颈被夹了太久而开始试图打动摄影师。
随后他就看到了那双眼睛，带着精心伪装出来的无辜和天真，这让他一下就认了出来。马洛里指着纸上那幅图像，抬头说：“就是她！”托比亚斯脱口说道：“这真是太好了，先生。我来把号码抄下来。”他用一个小小的红木打孔机，在一张新卡片上输入了对应的公民编号，又把卡片从墙上的托盘里塞进去，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打下的小纸片放进有盖的垃圾桶里。
“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了解到有关她的全部资料了，对吗？”马洛里说着，伸手到衣袋里去找笔记本。
“大部分吧，先生。我们会给您打印一份摘要。”
“我能把这些资料带回去好好研究吗？”
“不能，先生。严格地讲，由于您并不是执法人员…”托比亚斯压低了声音说，“老实告诉您，先生，您只要随便找一个法官，甚至是法官助理，花上几个先令就可以轻而易举买到这些信息。一旦您知道了一个人的公民编号，剩下的事情就非常简单了。利用差分机读取某个犯罪分子的资料，对操作员而言很容易——他们管这个叫做‘拽小辫儿’，也叫‘上点心’。”
马洛里觉得这个信息非常有趣。“假如我想要看关于我自己的文件呢？”他问。
“那不行，先生。您是体面人，不是罪犯。普通警务机构的文件里根本就没有您的资料。要查您的资料，相关的法官、法官助理之类的人物就得填表，并且提出合理的查询依据才能提出申请，申请后想获准也并不容易。”
“法律有约束，对吗？”马洛里问。
“那倒不是，先生。阻止我们的并不是法律，而是进行这样的查询太麻烦。这样的查询要消耗大量的差分机机时和金钱，而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已经疲于应付，但是如果提出要求的是一位国会议员，或者一位爵士…”
“假如我在统计局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呢？”马洛里说，“假如这里有人对我评价很高，因为我为人慷慨大方？”
托比亚斯看上去不太甘心，但又有几分腼腆：“这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先生。所有的运行时间都要登记备案，所有的请求都有授权人。今天我们所做的查询都是以韦克菲尔德的名义去做的，所以才能畅通无阻。但是您所说的那位朋友，他就必须捏造一位授权人的名字出来，然后又可能因为假冒他人而被发现。先生，这属于欺诈行为，而且是差分机欺诈，跟信用卡诈骗和股票诈骗性质一样，一旦发现，处罚的严厉程度也一样。”
“您的话让我受益匪浅，”马洛里说，“我觉得，跟真正懂得自己专业的人谈话总会大有收获。请允许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
马洛里从衣兜里取出一张摩尔和玻利布兰科设计的名片，把一张五英镑钞票叠起来放在名片底下一起递了过去。这个数目可不小，是一笔用心良苦的投资。
托比亚斯在他围裙底下掏摸了一会儿，找出一个油乎乎的皮夹，把马洛里的名片和钞票放进去，然后取出一张卷了边的光面硬卡片来，上面写着“J.J.托比亚斯，从事影像学及演艺用品收集”，用的是差分机打印出来的夸张的哥特体，下面有一个怀特查珀尔的地址。“别管最底下那电报号码了，”托比亚斯说，“负担太重，我已经不再租用它了。”
“托比亚斯先生，您对法国影像技术感兴趣吗？”马洛里问。
“哦，是的，先生。”托比亚斯点头说，“最近蒙玛特利那边的确出了些很不错的东西。”
“据我所知，最高级的法国‘序数机’采用了一种特殊规格的卡片。”
“拿破仑卡，”托比亚斯毫不犹豫地回答，“这种卡片尺寸较小，用特殊的合成材料制成，可以提高卡片在编译器里的运行速度，对影像类工作而言，这种高速性能非常实用。”
“你知道在伦敦这里，到什么地方可以租到法国式的编译器吗？”
“先生，您是要解读法式卡片里的内容吗？”
“是啊，”马洛里回答道，做出一副随口一问的表情，“有位法国同行说是过段时间要传送一些数据给我，涉及一个科学问题上的争议——本来是个很生僻的话题，不过从学术角度讲，多少还有点保密的必要。所以我想自己找个地方，一个人查看那些数据。”
“有的，先生，”托比亚斯说，“我是说，我的确认识一个人，他手上有一台法式编译器，如果你给他足够的钱，他就可以任你自由使用他的机器。去年，伦敦的差分机操作员中间很流行对法国计算标准的研究，但是自从巨型拿破仑机出现故障之后，大家对法国标准的评价就急转直下。”
“是吗？”马洛里问道。
托比亚斯点点头，很高兴可以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专业权威。“先生，我想现在法国佬自己也已经认识到了他们雄心勃勃建造的拿破仑机步子迈得太大，技术上存在巨大缺陷。”
马洛里捋捋胡子说：“我希望，这不是我们英国专业人士出于妒忌得出的结论。”
“才不是呢，先生！所有人都知道，今年早些时候巨型拿破仑机的确出现了某种严重故障，”托比亚斯向马洛里保证道，“而且从那时开始，他们的巨型机根本就没有完全正常运转过。”他压低声音说，“有传言说，那机器遭到过破坏！你知道他们法国人爱用的那个词儿吗？‘恶意损毁’据说这个词的词根是‘萨伯特’，本意是法国工人所穿的木鞋。传言用这种鞋子就可以把差分机踹得失去一半功能！”托比亚斯想到这事儿就喜不自禁，那份幸灾乐祸劲儿让马洛里很不舒服。“先生您看，法国也有他们自己类型的卢德派暴徒，跟我们很多年前一个样。”
这时传来两声短促的汽笛声，在刷着白灰的房顶上空回荡。那两位勤勉的工作人员早已经有了第三位同伴，现在他们都合上自己的手册，起身走了。
铃声再度响起，召唤着托比亚斯到墙边取托盘。年轻人慢慢腾腾地站起来，把椅子扶正，又绕着桌子来回晃悠了一圈儿，检查了一下干净的文件夹上有无尘土，然后把它们放回架子上。“我想我们的查询结果应该已经到了。”马洛里说。
托比亚斯背对着马洛里，点了点头。“很可能吧，先生，可是您知道，我已经下班了。刚才那两声汽笛…”
马洛里不耐烦地站起来，自己向托盘走去。
“别，别，”托比亚斯喊了起来，“不戴手套可不行！您还是让我来吧！”
“手套，多此一举吧！谁会关心你有没有戴手套？”
“刑事人体测量学部门就会。这是他们的房间，他们最痛恨的就是没戴手套的手指留下的印迹！”托比亚斯拿着一沓文件走了回来，“好了，先生。我们的嫌疑人名叫弗洛伦丝·巴特莱特，生于鲁塞尔，最近在利物浦居住…”
“谢谢你，托比亚斯。”马洛里说着把那杳纸压得更加平整一些，以便塞进他的埃达方格纹马甲口袋里，“多谢你给我帮忙。”
在怀俄明州一个寒冷的清晨，大草原上丛草萎黄、霜寒露重。马洛里蜷缩在探险队蒸汽堡垒车温热的锅炉旁边，用棍子戳着水牛粪燃起的微弱火苗。他想借着火的温度给一片冻得像铁块一样硬的牛肉干解冻。这就是探险队的早饭、午饭和晚餐。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他的胡须上总挂着鼻息凝固成的冰碴，手指上也生了冻疮，那是抡镐头磨出的水泡造成的。当时马洛里郑重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诅咒夏天的炎热了。
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还会在伦敦经历如此难熬的炎夏。